乐器资源网分享 “埙”里乾坤 美文
乐器资源网 yueqiziyuan.com 对喜爱埙的网友一定要认真品读此文，真心不错，作者很用心。我们在此和大家分享！文章有点长哦！
先来看看网友如何评论吧：
读高先生的文章使我深受启发，但有几点在下不敢苟同，在此斗胆略说一二。
高先生认为最早的陶埙可能源自炮鸟时无意的副产品，即体形较小的鸟烤糊后留下的泥壳。但就我自己的习埙实践来看，高音埙（体形较小的埙）发生比低音埙（体形较大的埙）要难很多，初学者往往从中低音埙入手，等气息掌握熟练后才慢慢学习高音埙的。所以，古人随意吹响小泥壳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否会会从更容易吹响的别的东西入手慢慢发展出陶埙？这些问题有待考证。
我受高先生的启发认为，最早“埙”的原型可能就是鸟蛋。原因如下：
㈠陶埙形如鹅卵，形态上二者具有相似性；
㈡正如高先生所云，我国古人依水而居，水鸟随处可寻，鸟蛋自然遍地都是，取材方便、充足。这岂不比那烧焦的泥蛋蛋更容易获得？聪明的古人怎会舍近求远？
㈢据我生活观察，水鸟的鸟蛋体形一般较大，例如鹅、鸭的卵远远大于鸡蛋，适合吹奏，容易成音。
㈣另外，鸟蛋在古人看来应该是具有神秘色彩的东西，因为它可以孕育生命，所以以鸟蛋为乐器很符合古人崇拜自然，祭祀自然的特点。
㈤埙的形态不光像鸟蛋，而且有几分像人类女子的子宫（此观点纯属我个人的想象，如有差所，还望指证），二者都具有孕育生命的功能，所以很有可能埙取形鸟蛋，体现了古人对生殖的崇拜。
以上观点纯属个人的想法，我充分发挥了胡适之先生“大胆假设”的建议，可是学生愚钝，才薄智浅，“小心求证”实在难以胜任，还望老师指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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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如下：
真水无香是痴迷埙文化的小人物，可能是前世与埙有缘，一直寻找，她对埙的理解是感性的，女人的，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理解关于埙的事情，下面介绍高成鸢老师的文章，我想他的站位不同于我们，对埙的研究有精辟的理解，只是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没有福气去亲自聆听，
了解除埙是因为对埙的喜爱，更多缘自它的魅力，也对埙的历史感兴趣，下面关于埙的论述很透彻，你需要有大点的时间阅读，因为是关于喜欢埙的文化，篇幅长些，要有耐心呀……
序曲：维也纳金色大厅
我主耶稣纪元一千九百九十八年、我祖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十六年⑴，西历元旦，在世界音乐的心脏之心脏、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中，破天荒奏响了华夏之音。
荧屏前的亿万炎黄子孙无不为之激动，而我的心情独独与众不同。我在等待，等待那独特的中国乐器的出现。终于没有。我说的是埙。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设法找到一位那天音乐会的在场记者⑵，打听的结果，原来埙是上场了的，让人佩服中国乐团的勇气。我问不怕那小玩意儿丢了中国人的脸吗？记者说，好在当场配加了口头解释。解释的效果，我就不忍问了。说老实话，尽管传媒宣称对中国音乐的反响多么热烈，但从电视的现场镜头中看，却显得平平。当然，号称“世界第八奇观”的战国青铜编钟雄踞台上，谁不为之震惊；至于整体成就，我甚至能透过听众礼仪性的反应，看出西方那些自负的爱乐者本能的轻蔑。不这样才怪呢。我们的筝琶箫笛，相对于钢琴萨克斯风，在机械文明看来未免太过简陋，性能上也不能象太极拳老头儿掀翻皮拳壮汉那样令人刮目相看。所以我倒很能理解电视转播编辑的舍弃：为了照顾广大观众浅薄却正大的民族自豪感，岂能让那土不溜丘的小窝窝头在荧屏上出头亮相，抵消青铜编钟的壮观。
人们都会这样谈论埙。苍天在上，这叫我心痛，象伤害了我恩重如山的老母。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必须叫喊，说给同胞兄弟姐妹：据我的千虑之得，埙有多么深广而神秘的内涵。
埙在国外怪叫，这其实已不是第一次了。十年前，哥伦比亚大学作曲博士谭盾，在美国举办的个人作品音乐会上就大胆使用了这种乐器。1990年他被聘为BBC乐团的作曲家兼指挥，更成功地举行了“埙独奏”专场演出。我查过因特网，里面有西方音乐评论家的感受：“难道一个交响乐团可以发出另一种文化的民间响器闹哄哄的声音？”“中国原始乐器的声响，居然能跟西方交响乐达到和谐！”⑶评论用叫唤、呜咽等词儿形容埙的声音给他们的奇特感觉。埙的名称，也破例地没按英文的发音拼写，而是引用汉语拼音的xun，尽管他们根本不会发x这个“舌面辅音”。也许这是借着一个叫不出的名字来暗示那玩意儿的古怪？
几年前，在中国文化史的一项课题研究中⑷，我突然对埙发生了强烈兴趣，象侦探家破案似的，又象樵夫陷进了万年古洞，经过幽暗中曲折的摸索，自信从特定的考古环境中重新发现了埙。
我要说埙中藏着中华文化的密码，我要说“埙里乾坤”。这是仿效道士所说的“壶里洞天”⑸，但“天”指的不是头上的星空，而是另一个玄妙的人文时空。
我要分九段细说端详。也许你觉得荒唐，那就仿照屈原神话，叫“九歌”吧。一歌：天地悠悠
小时候听人背《三字经》，“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私塾先生光教死背书，不会给孩子们讲“匏”指的是用葫芦做成的笙，“土”指用泥烧成的埙。后来西方音乐流行，很少有人知道埙是什么样儿了。谁想到，十几年前，古老的埙突然回到中国人中间。那要感谢绝顶聪明的导演张艺谋先生，我愿有一天好好问问他，是什么叫他想起在影片《菊豆》中自始至终不用别的乐器而只用埙来伴奏？埙的悲鸣，贴切地烘托了那部电影的主题：中国人生命的世代延续。我对电影艺术一窍不通，但谁也改变不了我这样的成见：张大导演用埙伴奏这一奇招儿，对《菊豆》的轰动海内外，是起到了重大作用的。
我知道艺术要讲究独特性和震撼力。种种乐器各具特色，但跟埙比起来可以统统归为一丘之貉，埙则站在人类一切乐器的对立面。我觉得两方面的差异，比立体声跟一般音乐的差异还大。我忘不了第一次听立体音乐时的惊异：突然被抛进“室内乐”的室内。但人们第一次听到埙的声音时，又是另一种惊异：突然间，埙的空腔扩展成了宇宙，听者象一粒微尘被抛进了“壶里洞天”之中。震颤发声的不是丝弦周围或管腔里的那点儿空气，而是“洞天”整体；不是“空气”（中国文化本没有这个概念），更是充塞天地间的“元气”。
宇宙空间整体轰鸣，震撼着人的心灵，也是中国初民内心悲苦的强烈宣泄。“天人之际”的交响，胜过了庄子所谓的“天籁”，更别说一般乐器的纤纤靡靡。初唐诗人陈子昂在《登幽州台》诗中发出慨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就是李白所说的“万古愁”。面对苍茫宇宙，先民感到的心灵压迫，若要用音乐抒发，胜任莫过于天地共鸣的埙了。西方压根儿没有类似的诗歌，人们的心灵在上帝温暖的荫庇下没有孤独之感，就不大会发出那样的终极追问。谭盾的交响乐的题目《天地人》就很能打动洋人。生当全球化的现代，我们所处的是“我主”的世界，作为中国人，所处的又是“我祖”的天地。天地是“宇宙”的俗称，而中华文化中的“宇宙”象埙一样独特：“宇”指的是时间的古往今来，“宙”才指空间的四方上下。既然天地离不开古今，“壶里洞天”的埙，怎么能不从祖先说起？
我边用电脑打字，边翻着《甲骨文编》。作为中国人你可曾想过，荧屏上的汉字大半都能追根到老祖宗？儒教经书说，各种生物都来自天，唯有人来自“祖”⑹。这显然比《圣经》说人也来自上帝合理，别忘了人是文化动物，而文化是世代积累的。祖，甲古文是“且”，男根的象形，象一跟接力棒。出于“性忌讳”，《说文解字》把且字解释为摆祭的几案，还说下边的一横代表土地。世界上也唯有华夏民族没离开过祖先的土地。游牧文化居无定所，容易忘记祖先，才造出上帝。祭祀活动首先要用音乐，中国后来更重视食物，那是饿的。西方教堂里的音乐不断进步，商业繁荣、文艺复兴更使音乐发达到无比精致的程度。我们的古埙却原样摆在太庙中⑺。从贝多芬到德彪西，乐曲抒发的都是特定个人在特定境遇中的情感。埙的悲鸣没有诗人个人的优雅，倒象人类群体的生存呼号，甚至有人兽之间的感觉。我想到凄厉的狼嚎，小时候听老人说，那是“饿狼”。我知道动物的鸣叫更多的动机是求偶，用中国古语来说，就是“饱暖思淫逸”。中世纪欧洲骑士在美人窗下演奏夜曲时，哪里会感到饿狼掏心。人群长期身陷困境，更容易向上苍追问生存的意义，嚎叫之声也更深沉。
谭盾可说是第一位中国作曲家，象屈原是第一位诗人一样。1983年他在德国音乐之都德累斯顿的作曲比赛中一鸣惊人，拿了中国人第一个国际奖。中国人作曲，在莫扎特、萧邦的道路上也许是注定无所作为的，而谭盾从乐器音色上发动冲击，就对西方乐坛造成了震动。
张艺谋和谭盾，都是凭艺术天才而直观地感受埙的。他们如果能从古怪的来历上认识到埙的文化哲学本质，必能更加自豪于自己的天才。
二歌：陶器的由来
《辞海》中画的埙，是个麻脸斑斑的土蛋蛋，解释说：“古代吹奏乐器，陶制…有球形和椭圆形等数种，音孔一至三五个不等…”这段话很不科学：说“球形”，西方人就会认为象圆规画出的那么圆，插图中的埙却是这儿凸那儿瘪；说“陶制”，就得先有一块陶做材料。莫如汉朝古书《风俗通》那样，说埙是“烧土为之”——带水的黏土一烧就成了陶。埙的形状，古书只说大如鹅卵，形如秤锤，有的书干脆说“无定形”⑻。音孔呢，也可说“无定数”。这就清楚了：埙本是随便抟出来的泥团，空心的，有两三处漏气，怕是抟得不经心吧。
埙最先出土在西安附近的半坡村，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史记》从帝尧说起，他的时代叫“陶唐”，繁体尧字上部的三个土代表陶坯，尧、烧、窑都相通。唐尧的活动地带离半坡不远。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灵机一动：中华文化是先有陶还是先有埙？石器时代的人头脑非常简单，就会使用石刀，任何发明都要凭偶然的启发。陶器是怎么来的？通行的说法是先有编成的篮子，外面裹了稀泥巴火烧而成。著名学者吕叔湘翻译的人类学著作《文明与野蛮》就表示怀疑，说有个瑞典人试验如法炮（请记住这个“炮”）制，一烧就裂，结论说“陶器是怎样起源的，没人知道。”⑽篮子之说的理由是采集食物时代就得用篮子盛野果。但恩格斯说，猿变人的智力发展过程中，打猎吃肉是关键，肉食让人的大脑发达⑾。采果时期大脑还简单得不会编篮子，打猎生活迫切需要的却是盛水的罐子。可知陶器产生在肉食时代。
西方最早盛水的容器是人的脑袋⑿，我们听着怪吓人的。华夏初民与众不同，取水用葫芦，这东西一向有神秘色彩。有人考证，中华的华、花、瓜、瓠、葫芦，还有“壶里洞天”的壶，都是相通的⒀。葫芦壳长硬了就是天然的容器，我小时候用的水舀子就是葫芦瓢，又轻薄又结实。匏也是葫芦一类，插上几根竹管能做成古笙。葫芦当坯不比编篮子现成？但中国可从来没人说“陶器是‘编笆造模’弄出来的”。
古书说伏牺开始肉食，又说他“灼土为埙”⒁。古书还说，先民在地上掘个坑，“以火坚之”就发明了舂谷子的臼⒂。那地方可必须是黄土湿地。说用“火”，让我们心头一亮。人类开始用火是因为发现烧熟的肉更好吃。《礼记》说，上古的人“食鸟兽之肉，未有火化…”⒃，直到出了圣人燧人氏，教人用炮、燔的方法把生肉弄熟。“炮”在中国古书中特常见，就是用湿黏土包裹了再烧，所以“炮”字从包。游牧民族都是把整个大兽或肢体挂在三角支架上直接用火烧。中国就没见这样的记载。
你可曾注意，中国古代提到动物，总是鸟在兽先？连骂人都说“禽兽不如”，而英语中有骂兽的没骂鸟的。一条条线索，让人联想到埙的产生。鸟比兽小，最适合用稀泥包裹了再放进火里烧。反过来看，初民挖空心思也想不到捏一个空心的泥球。埙到底是怎样发明的？如果是炮鸟时无意中的副产，又怎么论证？这不是比“哥德巴赫猜想”更引人入胜的难题吗？
三歌：从伏牺到神农
中国人崇拜三皇五帝，三皇头一位是伏牺⒄。伏牺吃动物肉，牺、物都是牛字旁，牛是最重要的物，透露了我们祖先曾经跟洋人一样馋牛肉。祭神祭祖讲究用牛，叫“太牢”。
《易经》说，创造八卦的伏牺还发明了“网罟”⒅，“罟”的上部是“网”的变形。都知道网是捕鱼的，但《易经》却说用网猎兽、用罟捕鱼。在别的文明中，猎兽普遍用弓箭，很少用网的。中国人管猎牧民族叫“夷”，字形就是大弓。中国弓箭主要用于战争，将军射雕是显示神箭。用箭射鸟，箭难以回收，生产成本太高。用网捕到的小兽也适合用炮法。谈到打猎，中国人也总是先说渔后说猎，还有“舟车”，都提示着先民的生活不离水边。《易经》说，八卦的发明是受了“鸟兽之文（足迹）”的启发⒆。卦象的三个细道道活象鸟爪子。很多迹象显示，好象中国从来野兽就比较少，人们曾先后拿鱼、鸟当主食。兽都哪去了？古地理学家说，黄河地区缺少欧洲那样的大森林，我更重视人口繁生造成的生态破坏。《史记》第一篇讲的是伯夷兄弟饿死的事，鲁迅的“故事新编”有一篇《采薇》，说这哥俩抵制周朝新政权，“不食周粟”，躲进首阳山里采野菜充饥。洋人会奇怪，为什么不打猎吃兽肉？就说现代“自然”灾害时期吧，城里每人一月二两肉，山里连野菜都挖光了，还打什么鸟猎？推想早在三千年前，中原的首阳山就变成秃山一座了。
鸟的个头比兽小多了。繁多的人口靠鸟充饥，必须是大鸟群，《庄子》描写的遮天大“鹏”就是千万只鸟，出现很晚的朋字（肉部）古人没法解释，我说就是大量的肉。大鸟群多是水鸟。黄河湿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轻轻的鸟爪就能踩出八卦来，可见稀黄泥的黏软，这可是包裹小鸟小兽而“炮”之的现成材料。
华夏文化是农业文明，就该从神农正式算起。古书说“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才“教民农作”（20）。务农的时期没有清楚的界线，西方也一样。人类学家说，冰河时代后期各地都生长出大麦，牧民拿它给牲畜当“料”（21）。西方是从打猎自然变为畜牧生活的，种点大麦不过当补充，农业发达是后来的事，中国可不同。马克思晚年惊异地发现，“社会发展规律”有个例外：印地安人跳过了畜牧时期，直接进入“园艺时代”（22）。他不知道，比起中国人来，印地安人是小巫见大巫。“三皇”之一的燧人氏开始用火，据韩非子说，在那以前生吞的竟是蚌蛤之类细小腥臭的东西（23），看来那饿已然挨上了。天赐的大麦并没偏了中国人，“来”字的本义就是大麦，意思是不期而“来”。但华夏食粮的正宗却是粟、黍（小米、黄米）。人家吃牛，我们吃蚌；熬到务农，又吃粟粒。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uesGernet）管粟叫“狗尾草籽”（23），培育了七八千年才砂粒大。世界最庞大的人口，靠最细小的食物来养活，多么奇特的命运！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不想法解释，文化史的研究者就该寝食不安。
对比西方，他们没有全民长期挨饿的历史，自古就吃烤牛肉至今，所以俞平伯先生管西餐叫“貊炙”（24）。洋人不会有“炮”法，庞然大物的牛，能包成个大泥团吗？
四歌：叫花子怎样吃鸡
讲个佳肴的故事换换口味。这道佳肴名字怪，叫“叫化鸡”。话说乾隆皇帝下江南，在杭州（据另一版本，是在江苏常熟）微服出巡，忽闻一屡奇香，派御膳房的官员追踪查访，原来是叫花子偷了鸡，拿青草裹圆再包上一层泥糊，烧熟了吃。皇帝即命御厨仿做。后来传出宫廷，成为饭店里的一道佳肴，改名为“富贵鸡”。19792月号香港《饮食天地》杂志有篇文章，记载美国喜剧名演员丹尼基在香港“北京楼”用餐，就引用了这个掌故（25）。
富贵鸡的来历决非胡编乱造。第一部中国烹饪学概论的作者、扬州亡友陶文台先生考证（26），乾隆远不是头一位享用叫花鸡的君主。早在始用“天子”称号的周朝，宫廷“八珍”之一的“炮豚”就是用叫花子的烹饪法做成的，不过原料是乳猪（27）。叫化鸡消失了很多朝代，但于美食并无损失。中国的烹饪技法，几千年间一直在曲折前进，从来没有象计时器、指南车那样停滞、倒退。“炮豚”到周朝就发展到七八道工序，历代的御膳，真个讲究龙肝凤髓，新“八珍”花样百出，还稀罕什么土炮鸡？乾隆皇帝馋起叫花子的吃食来，就象慈禧太后爱上了窝窝头一样，不过是吃腻了山珍海味想换换口儿。富贵鸡的吃法，是首先敲破裹在外面的硬壳。那不正是陶器的碎片吗？陶器后来发展为瓷器，它的名称CHINA也是“中国”的名称。这叫人相信，瓷器的前身、中国的陶器，决不是从巴比伦传来的。
清朝的偷鸡贼，可算得了祖先“炮”法的真传。远古吃炮鸟的是饥饿的部落群体。大量的鸟供人群充饥，只能是大鸟小鸟一起裹了黏土放进火里烧。我梦见了那时生活的一幕。
话说，黄帝纪元前五十世纪的一天黄昏，在中原渭河低地的水边，一个部落的人群围着渐渐熄灭的大火堆。强烈的焦臭随着黑烟顺风飘散。过了不久，一位身披树叶、白发苍苍的老妪（那时还是母系时代）一声令下，赤裸着黑瘦身体的女女男男涌上去，用木棒拨出大大小小的黑泥团，敲破了，剥出里面的鸟肉，耐着灼烫大嚼起来，瞬间就一扫而光。这场集体会餐虽然匮乏，却没有半点挣抢，大家自觉服从年龄的顺序。除了得到优先的老人们，没人吃得够上半饱。
一个身躯高大而格外枯瘦的后生又去翻动冷却的灰烬，拣起几个黑糊糊的泥疙瘩。他敲破两个，里面只有一点鸟骨头的白碴。剩下一个最小的，圆溜溜的挺可爱。他没砸也没扔。夜幕降临了，人群消失在黑暗中。凉瑟瑟的风中，传来狼群的哀嚎。忽然响起一阵古怪的声音，“呜呜——呜”，跟狼嚎相呼应。顺着声音看去，只见河坡一处高地上站着一个人影，在月亮的映衬下，正仰头吹着个小圆球…。
这天，世界上出现了一件东西，其奇特神妙远远超过石刀石斧，也大不同于用牛角做成的号子。它就是中国的乐器——陶埙。不能说有人发明了埙，也不能说它是自然出现的。火堆中裹着稀泥的大鸟烧熟时，有的小鸟就烧焦了，骨肉都化为青烟从泥团的破孔中冒出去，剩下个空泥蛋蛋。
屈原在《天问》中提到，帝尧时代彭祖发明了美味的野鸡羹。自那以后烹（煮）代替了炮。但象乾隆那样的盛世，古老的炮法也仍然在叫花子中间若断若续。
五歌：埙——壎——熏
我说小鸟炮焦就成了埙。如果你是爱幻想的读者，你会感到这种念头新奇可喜。倘若您是思想缜密的学者，您多半已经产生了反感，说又有一个家伙在这儿哗众取宠了。
我提出了个大胆假设，需要小心论证。我怕曲折的推理烦跑了读者，再一想，侦探小说也叫“推理”小说，却让人拿不下眼来。探究“埙”里洞天，好象侦探家勘察古堡中的可怪踪迹，读者该是全神贯注紧随其后。我相信刨根问底是人的天性，何况刨的是民族传统的老根，问的是中华文化的谜底？
先请注意烧焦的“焦”字：下边四点是火字的变体，上边的“隹”是鸟字的变体。叫化鸡的鸡字，我小时学的繁体右边有个隹字，就是短尾巴的鸟。短尾巴恰好容易裹成泥团。
今天提到“焦”，首先会想到米饭烧焦了。古书说，谷粒儿最早的吃法是过过水放在石板上烘熟（28），同样容易焦。但祖先开始创造汉字时，对新食物的感受还浅，文字反映的还是传统的生活。
假设埙是别国的古物，对它的研究就只能靠考古学，哪国也没有中国这样久远、连续而丰富的历史记载。西方传来的考古学就靠遗址发掘，难得参考文献。中国的清朝，“考据学”大师辈出，他们的求实精神跟现代考古学没有两样，不过“考”的对象是“故纸堆”罢了。他们个个是文字学家，掌握了很厉害的新手段。
从“焦”看出了饮食史，这叫文字学的研究方法。欧洲上古洞穴岩画中的猎人拈弓搭箭，跟汉字“夷”描绘的拉大弓有什么两样？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古今一贯的象形文字，它跟古今语音的对应，也弄得一清二楚。陈寅恪先生管汉字叫化石，说“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29）。汉字包含的远古信息是“文化人类学”的无尽宝库，可惜洋学者们还没认识到它的巨大价值。从文字化石中循着蛛丝马迹细心探求，就能解开埙的由来这个疑谜。
xun（埙）是现代读音。宋朝以前的汉语还没有“x”这个辅音。埙要等我来捉摸，多亏了我的籍贯。老家较古的方言中还没有退化出“舌面辅音”x（还有j、q），而是清楚地分为舌尖s、舌根h两类。xun要么念s-iun，要么念h-iun。埙本来读h-iun（英语he、win连读），声调是“阳平”。这个音节在汉语中只有一个“熏”字。幸而是唯一的，天不绝人，否则就没法论证了。埙是个出现较晚的简化字，原字是“壎”，土字旁是后加的。人们笑话“生字读半边”是半文盲，忽略了偏旁。学问深了才知道偏旁往往可以忽略。汉字的发展有个规律：形声的半边有更重要的表义功能。茎、径、颈三个字，形声部分都表示一根直线，男根叫阴“茎”。乐器名称的“壎”，跟薰、醺等字一样，都是“熏”派生的。
“熏”至今是个常用词儿，比方说“厨房里烟熏火燎”。汉代的《说文解字》记载着每个字的字形由来，它对埙字的解释，历代学者没人提过异议。熏的篆字是，黑字上加“单艸头”的屮字，解释是“火烟上出”。屮是描绘烟气上升的形状；这跟蒸字的情况类似。蒸的草头跟草没关系，是描绘水蒸气上升之状的。的单草头显示的正是细烟从小孔中逸出的形象。至于那个黑字，注释说：“烟所到处，成黑色之象。”再查“黑”字，篆字是，解释是“火所熏之色也”。黑由、炎两个字构成，“”就是烟囱的囱，就象埙的破孔。
熏是现象也是动作。《诗经》描写过用烟熏房屋中的老鼠（30）。后世更有熏鱼熏鸡，熏成了美食料理的手段。还有“熏陶”这个词儿，提示着埙跟陶器的关系，更值得捉摸。
“埙”的读音跟“嘘”非常接近。我家乡话中嘘念hü，双唇比念“呼”时扁细，正是吹吹埙的口形。这让人从埙的文字由来进一步想到xun的语音演变。还有“虚”表示空心…。
埙的由来，书里的现代说法是为摹仿鸟兽叫声、引诱猎物而做的。鸟鸣巧舌如簧，岂是笨拙的埙模仿得了的？但我倒很赞赏这种说法，至少能提出一种假说。
六歌：时间隧道的古怪喧嚣
要想复原出远古生活的真实场景，就该有声有色。还得设法弄清埙的古怪声响。
中央音乐学院的张维良教授是中国管乐研究会会长，我在荧屏上多次看到他儒雅的形象。张艺谋决定用埙给电影《菊豆》伴奏后，就找到了他，从作曲开始包办。也许由于《菊豆》的成功，张教授对埙研究得更深，曾在一个电视片中专门介绍，我当然看得比谁都认真。他说埙的声音有三个特点：第一，最容易吹响；第二，声音“非常凄凉悲伤”；这第三嘛，我有更深奥的联想，这里先不说。乐器的进化当然是从简单到复杂，游牧民族的号角只能发出单音。范仲淹描写边塞的宋词说“四面边声连角起”，宋朝的辞典才收入“角”，说它是“羌胡”民族的“军器”（30）。牛角号子这么简单的玩意儿，中国愣是没有，这也印证了我们的祖先没经过肉食充足的游牧生活。
西方音乐史说，人类最早的乐器是四千年前的骨笛，始见于瑞士。这个问题，天津的业余研究者刘士钺先生倒是个权威，我拜访过这位精通多国外语的残疾人。他得知中国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骨笛，就对照西方文献，撰写论文把笛子的历史提早了三千年。联合国UNESCO音乐委员会曾邀请他出国交流。我想也许西方早就有了骨笛，而吃了缺乏文献的亏。
根据失传的古史《世本》的片段记载，中国原有笛类乐器“篪”，出现在埙之后。古书中谈到原始乐器，总是埙篪并提。《诗经》说兄弟合奏，哥哥吹埙，弟弟吹篪（31），还说埙、篪的声响天生和谐，能体现哥俩好。这个典故流行很广，杜甫就用过（32）。唐诗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那时篪已被“羌笛”取代而失传了。还有胡琴和琵琶的引进，岂不都显示着外来乐器早就占了优势？
埙、篪音响和谐，有什么共同之处？古书说“篪声悲”，象孩子啼哭（33）。孔夫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埙跟篪又有何不同？古书用一个“浊”字形容埙的音色，进一步的解释是“喧喧然”。还有一种“大埙”名叫“嘂”，这个怪字比“叫”多三个口，也当“叫”讲。四个口也是个部首，这个部中的“嚣”字，跟埙的“喧”大有关系。四个口表示“众口”（349）：整个部落孩子哭大人叫，那喧嚣就有惊天动地之势，加上“凄凉悲伤”的感情色调，“喧喧然”就该是“呼天抢地”了。
听啊，那吃尽了蚌蛤的人群陷入困境，求生无路，呼天不应…他们是我的祖先。
写这篇东西我得步步查书，从喧字查到嚣，我忽然感到有点儿发瘮。仿佛我脱了壳的孤魂不由自主地飘过“濒死体验”的“时间隧道”，又被老爱因斯坦拽着穿过了广义相对论所谓“弯曲时空”的“虫洞”，倒退一万年，回到几百代老祖先的野鬼们身边。
我的母亲给我讲她的老母身受饥饿的惨状时不禁大哭，我也曾随着哭。我们中国人没有上帝，世世代代骨血相连，苦难相续。每遇凶年，白骨蔽野。心非铁石，怎能不同此一哭？呜呼，哀哉！
七歌：“反哺”的乌鸦
“呜呼”，是大哭之声的最早的录音，始见于古老的《书经》（35），记录的是传说中的夏朝，先民面对群体生命失去依托而大放悲声。
“呜呼，哀哉！”则是《左传》中痛哭死者的录音（36），后世这四个字用在千万篇祭文的结尾，实际也是众人失声痛哭的开始。你可以拿它开玩笑，但不可不知其中有着世代祖先们的泪雨滂沱。
大放悲声是怎样的声音？只能是裂开大嘴的“啊——啊”。“A”的录音，怎么会变成“呜呼”中的“U”？这是古汉语语音探究中的千古疑谜。我知道多数读者决不愿在这上面伤脑筋。但人是爱动脑筋的动物，他懒得动您不懒得，中国人懒得，外国人不懒得。研究古汉语语音成就最突出的是个瑞典人，汉名叫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他根据诗歌压韵的原理，拿《诗经》当材料，愣把上古的韵母体系复原了出来。
当然中国的音韵学家更了不起。清朝涌现的一批中，最有名的是教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那位顾炎武老先生。现代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则总其大成。他们一致认定，《诗经》时代汉语还没有U这个元音，后世以“啊”为韵的，都跟乌、乎一起归入“鱼”韵（37）。比方说《诗经·北风》这首古代民歌中，乌鸦的“乌”和语气词“邪”都押着A韵（38）。前边说的华、瓠跟葫、壶等字的相通，也是印证。
原始部众绝望的哀号，就象大群乌鸦“啊——啊”的叫声。《山海经》说很多鸟的名子就是“自叫”（38），“乌”这个鸟名就是这么来的。你会说用“啊”记录埙的音响太不准确，怎奈古音中没有别的可用。今天不管让谁找个字表示埙的音响，没有不用“呜”的。发U音的乐器，后来有了洞箫。我不说“箫”，因为上古它指的是排箫，声音象笙。洞箫是汉朝才出现的，声音悲凉惆怅。苏东坡感人的《赤壁赋》描写秋夜泛舟，说“客有吹洞箫者，其声呜呜然，如泣如诉”。“呜”这个形声字，间接也来自乌鸦的叫声。埙跟箫听起来有些相近。“呜呜然”跟乌鸦的“啊啊然”对不上号。上古汉语里没有U音，而到苏东坡的年代就发得那么准确，那么中国人是怎么学会发U音的？是不是跟埙、箫的影响有关系？古书说埙的声音“浊”，让人想到英语中的“浊音”要求发音器官整体共鸣。这就接上了上文的伏笔、张维良先生所说埙的第三个特点。乐器分弦乐、管乐两大类，弦要弹、拉，管要吹。埙属于哪类？有点麻烦。算管吧是个圆球，不算吧也要吹。张先生说，埙的发声原理跟一般管乐器不同，气不是从管口出来，而是在球腔里转一圈，又从上端的吹孔吹跑了出来。我听他说到这里，就想起山西出土过没有音孔只有吹孔的古埙（40），兴奋到仿佛我的心房变成了喧嚣的埙。洞箫的管腔有阻隔，不象笛子那样从管口出气儿。失传的篪也一样。洞箫只能抒发被唐宋社会文明驯化了的个人的哀怨。古书的“大埙”之说，实物难以想象，埙怎么能大？我怀疑指的是众埙齐鸣。“大埙”呼天抢地的群体叫嚣，是人的文化原动力跟生存逆境拼死冲撞发出的最强音。音乐评论家李皖先生说，埙的声音让人想到“远古太初”和“古人所面对的天地图景”（41）。吹奏之气的回溯，跟时间的回溯相应。
回过头来说乌鸦。白居易诗曰“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无数古书提到“乌能反哺”，是“孝鸟”（42），古人深信不疑，而鸟类学家却一无所知，岂不可怪？中国伦理最重视“反哺”之孝。伦理属于哲学。吹埙的气体反转出来，让我想到老子的哲学名言：“反者，道之动”。
无往不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埙的发声不就体现着这个规律吗？
八歌：“味”即“道”食为“天”
侦探和考古总要扩大线索，我们的文字学考古也一样。埙、箫都是“吹”的，吹字跟“炊”（蒸）同出于哈欠的“欠”字，篆字描绘着口中喷汽。
《说文解字》中还有一个怪字，解释是“管、埙之乐”。怪字下部的象排箫，上边的炊字引起我的注意，把埙跟甑（蒸锅）联系了起来。一个埙，一个甑，是中华文化中的一对大怪物，同属仰韶文化。
文化史权威汤因比（A.Toynbee）的著名原理说，民族生存的逆民族生存的逆境最能激发文明的创造力43。甑的发明可算最好的例证。神农选中的主食是粟，粟粒细小，不能用熟悉的炮法弄熟，逼得先民发明了陶鼎。巴比仑很早也有盛水的陶罐，但中国独有的三条腿的鼎，可是用来烧火煮粥的。缺少森林就得节约柴草，所以又把鼎的三条腿都改进成空口袋，这种怪物叫“鬲”。古书说黄帝“煮谷为粥，炊谷为饭”（44），用鬲煮的稀粥不解饱，给它加上箅子、盖子，就成了蒸饭的甑。洋文把甑翻成steam-er，steam-er也就是蒸汽机。
埙的饥饿之声奏响后，中国人的饮食生活被迫偏离开了人类共同的阳关道，走上了粟食的歧路，历尽曲折，苦尽甘来才到达“美食王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45），试想要不是饿蓝了眼，何至如此？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被游牧者冲散的文化。凭什么？我在一部学术专著中提出了假说：最早务农的部落碰上了特殊环境，围在几个游牧民族之间。要保护收成不被掠夺，就凭靠人多势众，以柔克刚。这样便养成了两个文化基因：繁生、聚居，决定了今天的庞大人口、悠久历史两个“世界之最”（46）。人多又不挪地，必然造成生态破坏-连年灾害-大量夭亡-更多繁生，一系列恶性循环。所以汉代智者贾谊说“饥荒乃天下之常”（47）。我们见面问“吃了吗”的怪俗，夏尊先生说只因“饿鬼转世”，他还说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吃爹娘，四条腿的不吃眠床。”（48）。《礼记》要求，在外做客吃三口饭就要“告饱”（49），等主人劝再吃，连“假谦虚”的民族性也是饿出来的。
元代戏曲里有个笑话：一个吝啬鬼在市卖的酱鸭上抓了一把，回家吮吮四个指头，就“下饭四碗”（50），留个指头下顿饭再吮。这没法让洋人理解。西餐没有主食、副食之分，懂什么叫“下饭”？粟饭干涩粗糙，唾液退化的老人根本没法下咽，而老人的健康长寿是聚居的头号保障。有个著名典故说，老周公为了接待上访者，吃一顿饭竟要吐出来三次却不咽下。为了帮助粟饭下咽，发明了羹。韩非子说小孩过家家还要有稀泥羹、干泥饭哩（51）。羹除了润滑作用，还能用美味刺激唾液的分泌。羹本是煮肉，肉缺了就用菜（“草之可食者”）填充，演变成下饭的“菜”，饭菜交替入口，是中餐的灵魂。《礼记》早就发现了其中的原理，说就跟彩画必须衬白地儿一样（52）。洋人擅长油画，却不懂用无味的饭反衬有味的菜，是因为没挨过大饿，也就没有醒过“味儿”来。常言道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奇怪的是没人发现这话的矛盾。鸡肋没肉却舍不得扔，不就为咂点味儿吗，怎么反说无味？这标志着中国人“味”的启蒙。“味”本来是“食”的属性，却跟“食”对立起来，甚至成了食的代称。这个道理得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从前私塾的孩子都会背：“轻清者上升为天，重浊者下降为地”（53）。“味”不就是食之“轻清者”吗？埙出现时，轻清的美味还没创生哩，无怪埙的声音“浊”了。
杭州叫化鸡味道好极了。谁想到“味道”这个词儿是近代才流行的？你不信，去查《辞源》，说汉朝就有了，再看解释，原来那说的是对“道”的体味。台湾某哲学教授说，美国人称赞美味只会说“底里射死”delicious一个词儿（54）。汉朝中国人也只会说个“甘（或同义的美）”字。唐朝懂得了“香”，宋朝人懂得了“鲜”，一个用鼻子闻，一个用舌头尝。舌为阴，鼻为阳，应了《易经》说的“一阴一阳之为‘道’”。“民以食为天”这句怪话叫洋人怎么翻译？公认“天”是中国哲学的根本，我说可以把“天”置换成“哲学”：中国人饮食蕴涵着中国的哲学。中国没“文化”这个词儿，相近的是“礼”，《礼记》断言“礼”始于饮食（55）。中国古人认为文化的根本差别是“食”，把异文化的民族称作“不粒食者”（56）。中国“食”分阴阳，“天”合乾坤，让人想到中国的埙里别有洞天。您觉得离题了？不然。中华文化中，饮食跟音乐在压根儿就是一回事。九歌：音乐、烹饪统称“和”
《九歌》说的彭祖做野鸡羹是神话。美味的羹是商朝开国贤相伊尹发明的，钱钟书称他“厨师哲学家”（58）。海外中餐业者想供奉“厨祖”，中国烹饪协会曾邀集几位研究者商讨，我有幸参与。大家认为伊尹最有资格。如果说谭盾是第一位现代作曲家，那伊尹就是第一位古代作曲家。史书记载，他作过四部有标题的乐曲，第一部就叫《大濩》（60）。濩字我一查吃一惊，就当煮讲，那么《大濩》就不妨叫作《烹调交响乐》了。烹调和音乐有共同祖师，因为两者压根儿就是一回事。
厨祖的第二候选人是春秋时代的齐国的宫廷厨师易牙。齐桓公最爱吃他做的菜肴，古书的说法是“桓公甘易牙之和”（61），“和”曾是菜肴、烹调共同的名称。白地衬彩画、淡饭衬好菜，古书中就说“白受彩，甘受和”。“和”又指音乐，篆字有排箫的形象。《乐记》说乐是“天地之和”。林语堂说，我们看到西方人把烤鹅跟菠菜摆成在一碟，就会“嘲笑这些野蛮人”。他拿中国的白菜煮鸡作比，“鸡味渗进白菜里，白菜味钻进鸡肉里”，说这叫“调和”（57）。“和”翻成英文是harmony，再译为中文就是“和声”。中国音乐没有harmony（62），但恰好烹调里有。和声就是“和而不同”，do、mi、sol三个音阶共鸣非常悦耳，把mi换成fa则极为刺耳。在烹调里，最早往肉羹里加酸梅，效果就象悦耳的和弦，但对反面的破坏调和还认识不够。清朝大美食家袁枚完成了“烹饪和声学”，他在探讨烹调的“和合之妙”时，提出了搭配禁忌的理论，举出“芹菜、刀豆忌配荤”等例证63B。袁枚跟和声天才莫扎特是同代人。中国的烹调，德国的和声，恰好有和合之妙。德国哲学家，从莱布尼兹到海德格尔，都对中国哲学非常推崇。“和”是中国哲学的精华。最早的论述者是晏子，就是那个“使楚”的矬子智者。他完全借着调羹讲解“和”（64）。他同时也讲到音乐，说单调的音阶没人爱听。所以埙才从一孔改进到多孔。
和声确实先进，怪不得维也纳的爱乐者看不起中国音乐。可是儒家经典给音乐的崇高地位却超过西方。《乐记》说“乐由天作，礼以地制”，“乐”比“礼”还高。孔夫子拿礼、乐当“先进”的标准，说“后进于礼乐，野人也”（65），这真教圣人之徒的我们没法为自己的落后辩护。
中国音乐实际上的落后，原因何在？我说也是饿出来的。青铜编钟以其半音齐全，推翻了中国“五声音阶”的谬说（66），慑服了维也纳。铜钟就是把食器倒过来，因为贵族要“钟鸣鼎食”，用音乐佐餐。对于世代饥饿的百姓，糊口当然比悦耳要紧。音乐缺少了百姓消费的需求，哪能发达？
古罗马的宴席歌舞极其淫荡，跟现代的性放纵相呼应。这就引到了“食、色”的有趣话题。孔夫子曾痛斥轻松的音乐“淫”。有人说西方文化偏重男女，中国偏重饮食。饮食成为文化的核心，迷乱了感官，更迷乱了词语，使本来包括香气的“臭”变得臭不可闻，“味”也从舌头的味觉tast模糊到兼指鼻子的嗅觉，smell在汉语中竟“没词儿”了。是性感的，如果做出炖肉型的香水，没一个女郎不喊恶心。听埙曲，“闻”（嗅）熏鸡都用耳朵，表明烹饪同化了音乐。我爱音乐远超过美食。不过懂得吃咸菜的主儿，能闯进饮食文化圈，全靠新奇观点。最重要的该是“倒流嗅觉”的发现了。“香”的本义限于“谷气”，花的“臭”气（古书说“其臭若兰”）得说“芬芳”，那是“正嗅觉”，象巴黎香水一样跟“性”相关。黍米特有微弱的幽香，嚼在嘴里时从鼻孔逸出，这种smell跟舌头的味觉taste密不可分的结合，就是“味道”flavour。饮食既是文化的核心，倒的“食”便同化了正的“性”，炖肉跟巴黎香水才“香”得分不清了。这就是我所谓的“道分阴阳、味合鲜香”。智慧如老子，也用舌头“五味”称呼美味。孟子慨叹“味”的难知，关键是倒流嗅觉。竹笋是中国一大美食，正面嗅嗅，跟捏紧鼻孔一样毫无所闻。这跟埙有什么相干？深奥的关系本来难以言传，可以形象地提示一句：笋的幽香的感知，靠的是从进气的鼻孔倒流时得到加强。埙的空间共振之声，不同样靠吹进的气从那个吹孔倒流而形成的吗？埙、炮同是中华文化的本原，它们跟西方的乐器和烹饪差在哪里？千言万语说不清，不如简约成两个符号：水、火。《易经》说“水火相济”，水在火前。做埙、炮鸟要先用水。记载伊尹事迹的商代传说《本味》被认为烹饪的经典，根本道理是用水控制火。水是物质的溶剂、热的介质，缺了水就绝对没有“和”。老子哲学贵水，把水捧上了天。我发现中国人素有对火的恐惧，吃羊肉也“上火”。神话说夸父追太阳，半途就不追了，喝干黄河还是渴死了。这种“集体潜意识”跟人类普遍的太阳崇拜不同。令人玩味的还有太阳跟乌鸦的关系。乌字不在鸟部而在火部，神话说太阳中有乌，字典说乌是太阳的代称。太阳是火、热之源。火把充饥的鸟炮焦，这就是埙的悲声的由来。
余音：从《天问》到《问天》
倒退两千年，屈原沉江自尽之前，面对楚国祖庙中描绘神话的壁画，对天地、人世的由来和历史，发出一百多个问题，就是题为《天问》的奇文。它不是诗歌不是散文，但在文学史上却有重要价值，因为反映了神话发达的楚国文化怎样不同于列国，更因为发出了生命的追问。
又一个千年开始了，“全球化”正在迅猛推进。独树一帜的中华文化，以神话般的奇丽引起万邦注目。我们对于自己文化来历还有很深的疑问。更有，当数字技术使世界急剧“虚拟化”时，人类痛失家园，惊呼“上帝死了”的西方人也呼唤着“终极关怀”。“埙”的主题是音乐学也是饮食史。音乐我是门外汉。中华饮食文化我探究了十年，逾益感到渺无际涯、莫测高深。我是在“尊老”课题的探究中意外对饮食发生兴趣的，没想到会提出假说：饮食、尊老分别是中华文化的物质、精神本原。
我象发现了飞碟一样，没少忘情地叫喊，同时也怀着“人微言重”的不安。提出的问题非不重大，论证非不规范，但甚至“学界泰斗”的推荐也没能招致我渴望的论难。为什么？我觉悟了：现代学术体系是学科的坚壁清野，谁让我走到多学科的荒凉边界。我认定这里将归属“文化人类学”，在此流连，得跟国际权威对话。我生平坎坷多病，学术上起步恨晚，哪有资格，人家也很难改变只管“田野考察”、不睬历史材料的学科成见。加上传媒垄断、人心浮躁，人们会“谓我何求”？
早于屈原的伍子胥，怀着家国之恨逃离楚国，在吹箫当叫花子时，曾发愿说：“吾日暮而途远，吾将倒行而逆施！”（69）。我也从学术途径上权且倒退，把专著的观点体系降低为奇谈狂想，写出这篇四不象的东西，让我被折磨的头脑稍获释然。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至今面对挑战，而不失其假说的价值。图腾由来的假说多达十几种，来自“饕餮”之说跟本文一样跟饮食有关、也拿语音当论据。我虽鄙陋，谁不许我就中华文化的本原聊备一说，万一真的是文化基因，也免得偶然露头后复归泯灭？
季羡林先生在为我写的一封推荐信中说：“‘尊老报德’是中华文化的精华。”（71）他还提到了《礼记》强调的“报本复始”。这种传统要靠对祖先的祭祀来维系。祭礼最早用音乐，后来更重视用饮食，以体现“反哺”。为了尊重远祖的生活，献祭要用不加调和的牲肉（“大羹不和”72），音乐也要最原始的，那就是埙、匏，它们象葫芦或“壶”，里面有秘药、有洞天。
古人说陶器是水、火、土结合的产物，水为先（70）。老子哲学贵水。文明可以以用火的旺烧来象征，环境危机本质上就是火的失控。在“后现代”的种种危机中，西方倾服了老子的智慧。一体化的文化当然要海纳百川。饮食关系到个体生命，音乐关联着群体生活。我们要承认音乐的落后，西方要接受“味”的启蒙。中西文化似乎有水火之殊。中国在饮食文化中实现了水火的融合，还要引进普罗米修斯之火，在文化的全领域中祛除阴冷。
前年在日本冲绳的西方八国会议上，首脑们一起举起筷子。然而中国人却在赶洋快餐、自助餐的时髦，辜负了孙中山先生的叮嘱：对中餐要“保守之，以为人类之师导”（74）。中华文化的最后堡垒叫人忧虑。另一方面，在上海的西方乐团演奏会上，中国听众既不知音又不知礼的表现，叫洋大师们差点忿而罢演，似乎轮到我们自认野人。
埙的结构改进了不少，能跟现代乐器合奏，古怪的音色也失掉不少。在新千年的“除夕夜”，谭盾先生又献演了他的新交响乐。为了结束这篇跨世纪的文章，埙是否加入合奏，我还没有打听。
我们要使全球交响乐中谐振着尽多的华夏之音。然而在文化的调适中很容易弄出个最糟的组合。我的几千万父老兄弟竟在神圣的西洋迷信下成了现代饿殍，让天上疼爱子孙的列祖泪雨如倾。我还顾虑，谈论中华基因会被排外倒退所利用，使我们的文化沦为东方专制和西方奢靡结合的孽种。
放眼世界，不祥的趋向也叫人困惑。神话中女娲补过的“天漏”真的出现，传说中的盖世洪水随着海平面的上升正在逼近。老子强调静、躁之分，但他警告的“五音令人耳聋”竟由“重金属音乐”实现了，各国的男女还在为加重敲打、加快蹦跳而疯狂竞争。
张维良先生专门为埙谱写了一部乐曲，上承屈原的《问天》，题为《问天》。
我行年将老又无儿女，生命的一支无以延续，唯有怀我祖先，爱我同类。四顾纷繁和虚幻，我茫然的心中充满疑问。我想仰问列祖、仰问苍天。
乱曰：今夕何夕？寰球何地？吾人何往？我辈何来？
《诗经》说，老天爷用埙、篪的声响启蒙百姓（75）。我愿有人用新的土埙，向茫茫乾坤宇宙发出既非乌鸦又非天鹅的叫嚣：呜呼！呜——呼！
先来看看网友如何评论吧：
读高先生的文章使我深受启发，但有几点在下不敢苟同，在此斗胆略说一二。
高先生认为最早的陶埙可能源自炮鸟时无意的副产品，即体形较小的鸟烤糊后留下的泥壳。但就我自己的习埙实践来看，高音埙（体形较小的埙）发生比低音埙（体形较大的埙）要难很多，初学者往往从中低音埙入手，等气息掌握熟练后才慢慢学习高音埙的。所以，古人随意吹响小泥壳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否会会从更容易吹响的别的东西入手慢慢发展出陶埙？这些问题有待考证。
我受高先生的启发认为，最早“埙”的原型可能就是鸟蛋。原因如下：
㈠陶埙形如鹅卵，形态上二者具有相似性；
㈡正如高先生所云，我国古人依水而居，水鸟随处可寻，鸟蛋自然遍地都是，取材方便、充足。这岂不比那烧焦的泥蛋蛋更容易获得？聪明的古人怎会舍近求远？
㈢据我生活观察，水鸟的鸟蛋体形一般较大，例如鹅、鸭的卵远远大于鸡蛋，适合吹奏，容易成音。
㈣另外，鸟蛋在古人看来应该是具有神秘色彩的东西，因为它可以孕育生命，所以以鸟蛋为乐器很符合古人崇拜自然，祭祀自然的特点。
㈤埙的形态不光像鸟蛋，而且有几分像人类女子的子宫（此观点纯属我个人的想象，如有差所，还望指证），二者都具有孕育生命的功能，所以很有可能埙取形鸟蛋，体现了古人对生殖的崇拜。
以上观点纯属个人的想法，我充分发挥了胡适之先生“大胆假设”的建议，可是学生愚钝，才薄智浅，“小心求证”实在难以胜任，还望老师指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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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如下：
真水无香是痴迷埙文化的小人物，可能是前世与埙有缘，一直寻找，她对埙的理解是感性的，女人的，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理解关于埙的事情，下面介绍高成鸢老师的文章，我想他的站位不同于我们，对埙的研究有精辟的理解，只是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没有福气去亲自聆听，
了解除埙是因为对埙的喜爱，更多缘自它的魅力，也对埙的历史感兴趣，下面关于埙的论述很透彻，你需要有大点的时间阅读，因为是关于喜欢埙的文化，篇幅长些，要有耐心呀……
序曲：维也纳金色大厅
我主耶稣纪元一千九百九十八年、我祖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十六年⑴，西历元旦，在世界音乐的心脏之心脏、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中，破天荒奏响了华夏之音。
荧屏前的亿万炎黄子孙无不为之激动，而我的心情独独与众不同。我在等待，等待那独特的中国乐器的出现。终于没有。我说的是埙。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设法找到一位那天音乐会的在场记者⑵，打听的结果，原来埙是上场了的，让人佩服中国乐团的勇气。我问不怕那小玩意儿丢了中国人的脸吗？记者说，好在当场配加了口头解释。解释的效果，我就不忍问了。说老实话，尽管传媒宣称对中国音乐的反响多么热烈，但从电视的现场镜头中看，却显得平平。当然，号称“世界第八奇观”的战国青铜编钟雄踞台上，谁不为之震惊；至于整体成就，我甚至能透过听众礼仪性的反应，看出西方那些自负的爱乐者本能的轻蔑。不这样才怪呢。我们的筝琶箫笛，相对于钢琴萨克斯风，在机械文明看来未免太过简陋，性能上也不能象太极拳老头儿掀翻皮拳壮汉那样令人刮目相看。所以我倒很能理解电视转播编辑的舍弃：为了照顾广大观众浅薄却正大的民族自豪感，岂能让那土不溜丘的小窝窝头在荧屏上出头亮相，抵消青铜编钟的壮观。
人们都会这样谈论埙。苍天在上，这叫我心痛，象伤害了我恩重如山的老母。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必须叫喊，说给同胞兄弟姐妹：据我的千虑之得，埙有多么深广而神秘的内涵。
埙在国外怪叫，这其实已不是第一次了。十年前，哥伦比亚大学作曲博士谭盾，在美国举办的个人作品音乐会上就大胆使用了这种乐器。1990年他被聘为BBC乐团的作曲家兼指挥，更成功地举行了“埙独奏”专场演出。我查过因特网，里面有西方音乐评论家的感受：“难道一个交响乐团可以发出另一种文化的民间响器闹哄哄的声音？”“中国原始乐器的声响，居然能跟西方交响乐达到和谐！”⑶评论用叫唤、呜咽等词儿形容埙的声音给他们的奇特感觉。埙的名称，也破例地没按英文的发音拼写，而是引用汉语拼音的xun，尽管他们根本不会发x这个“舌面辅音”。也许这是借着一个叫不出的名字来暗示那玩意儿的古怪？
几年前，在中国文化史的一项课题研究中⑷，我突然对埙发生了强烈兴趣，象侦探家破案似的，又象樵夫陷进了万年古洞，经过幽暗中曲折的摸索，自信从特定的考古环境中重新发现了埙。
我要说埙中藏着中华文化的密码，我要说“埙里乾坤”。这是仿效道士所说的“壶里洞天”⑸，但“天”指的不是头上的星空，而是另一个玄妙的人文时空。
我要分九段细说端详。也许你觉得荒唐，那就仿照屈原神话，叫“九歌”吧。一歌：天地悠悠
小时候听人背《三字经》，“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私塾先生光教死背书，不会给孩子们讲“匏”指的是用葫芦做成的笙，“土”指用泥烧成的埙。后来西方音乐流行，很少有人知道埙是什么样儿了。谁想到，十几年前，古老的埙突然回到中国人中间。那要感谢绝顶聪明的导演张艺谋先生，我愿有一天好好问问他，是什么叫他想起在影片《菊豆》中自始至终不用别的乐器而只用埙来伴奏？埙的悲鸣，贴切地烘托了那部电影的主题：中国人生命的世代延续。我对电影艺术一窍不通，但谁也改变不了我这样的成见：张大导演用埙伴奏这一奇招儿，对《菊豆》的轰动海内外，是起到了重大作用的。
我知道艺术要讲究独特性和震撼力。种种乐器各具特色，但跟埙比起来可以统统归为一丘之貉，埙则站在人类一切乐器的对立面。我觉得两方面的差异，比立体声跟一般音乐的差异还大。我忘不了第一次听立体音乐时的惊异：突然被抛进“室内乐”的室内。但人们第一次听到埙的声音时，又是另一种惊异：突然间，埙的空腔扩展成了宇宙，听者象一粒微尘被抛进了“壶里洞天”之中。震颤发声的不是丝弦周围或管腔里的那点儿空气，而是“洞天”整体；不是“空气”（中国文化本没有这个概念），更是充塞天地间的“元气”。
宇宙空间整体轰鸣，震撼着人的心灵，也是中国初民内心悲苦的强烈宣泄。“天人之际”的交响，胜过了庄子所谓的“天籁”，更别说一般乐器的纤纤靡靡。初唐诗人陈子昂在《登幽州台》诗中发出慨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就是李白所说的“万古愁”。面对苍茫宇宙，先民感到的心灵压迫，若要用音乐抒发，胜任莫过于天地共鸣的埙了。西方压根儿没有类似的诗歌，人们的心灵在上帝温暖的荫庇下没有孤独之感，就不大会发出那样的终极追问。谭盾的交响乐的题目《天地人》就很能打动洋人。生当全球化的现代，我们所处的是“我主”的世界，作为中国人，所处的又是“我祖”的天地。天地是“宇宙”的俗称，而中华文化中的“宇宙”象埙一样独特：“宇”指的是时间的古往今来，“宙”才指空间的四方上下。既然天地离不开古今，“壶里洞天”的埙，怎么能不从祖先说起？
我边用电脑打字，边翻着《甲骨文编》。作为中国人你可曾想过，荧屏上的汉字大半都能追根到老祖宗？儒教经书说，各种生物都来自天，唯有人来自“祖”⑹。这显然比《圣经》说人也来自上帝合理，别忘了人是文化动物，而文化是世代积累的。祖，甲古文是“且”，男根的象形，象一跟接力棒。出于“性忌讳”，《说文解字》把且字解释为摆祭的几案，还说下边的一横代表土地。世界上也唯有华夏民族没离开过祖先的土地。游牧文化居无定所，容易忘记祖先，才造出上帝。祭祀活动首先要用音乐，中国后来更重视食物，那是饿的。西方教堂里的音乐不断进步，商业繁荣、文艺复兴更使音乐发达到无比精致的程度。我们的古埙却原样摆在太庙中⑺。从贝多芬到德彪西，乐曲抒发的都是特定个人在特定境遇中的情感。埙的悲鸣没有诗人个人的优雅，倒象人类群体的生存呼号，甚至有人兽之间的感觉。我想到凄厉的狼嚎，小时候听老人说，那是“饿狼”。我知道动物的鸣叫更多的动机是求偶，用中国古语来说，就是“饱暖思淫逸”。中世纪欧洲骑士在美人窗下演奏夜曲时，哪里会感到饿狼掏心。人群长期身陷困境，更容易向上苍追问生存的意义，嚎叫之声也更深沉。
谭盾可说是第一位中国作曲家，象屈原是第一位诗人一样。1983年他在德国音乐之都德累斯顿的作曲比赛中一鸣惊人，拿了中国人第一个国际奖。中国人作曲，在莫扎特、萧邦的道路上也许是注定无所作为的，而谭盾从乐器音色上发动冲击，就对西方乐坛造成了震动。
张艺谋和谭盾，都是凭艺术天才而直观地感受埙的。他们如果能从古怪的来历上认识到埙的文化哲学本质，必能更加自豪于自己的天才。
二歌：陶器的由来
《辞海》中画的埙，是个麻脸斑斑的土蛋蛋，解释说：“古代吹奏乐器，陶制…有球形和椭圆形等数种，音孔一至三五个不等…”这段话很不科学：说“球形”，西方人就会认为象圆规画出的那么圆，插图中的埙却是这儿凸那儿瘪；说“陶制”，就得先有一块陶做材料。莫如汉朝古书《风俗通》那样，说埙是“烧土为之”——带水的黏土一烧就成了陶。埙的形状，古书只说大如鹅卵，形如秤锤，有的书干脆说“无定形”⑻。音孔呢，也可说“无定数”。这就清楚了：埙本是随便抟出来的泥团，空心的，有两三处漏气，怕是抟得不经心吧。
埙最先出土在西安附近的半坡村，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史记》从帝尧说起，他的时代叫“陶唐”，繁体尧字上部的三个土代表陶坯，尧、烧、窑都相通。唐尧的活动地带离半坡不远。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灵机一动：中华文化是先有陶还是先有埙？石器时代的人头脑非常简单，就会使用石刀，任何发明都要凭偶然的启发。陶器是怎么来的？通行的说法是先有编成的篮子，外面裹了稀泥巴火烧而成。著名学者吕叔湘翻译的人类学著作《文明与野蛮》就表示怀疑，说有个瑞典人试验如法炮（请记住这个“炮”）制，一烧就裂，结论说“陶器是怎样起源的，没人知道。”⑽篮子之说的理由是采集食物时代就得用篮子盛野果。但恩格斯说，猿变人的智力发展过程中，打猎吃肉是关键，肉食让人的大脑发达⑾。采果时期大脑还简单得不会编篮子，打猎生活迫切需要的却是盛水的罐子。可知陶器产生在肉食时代。
西方最早盛水的容器是人的脑袋⑿，我们听着怪吓人的。华夏初民与众不同，取水用葫芦，这东西一向有神秘色彩。有人考证，中华的华、花、瓜、瓠、葫芦，还有“壶里洞天”的壶，都是相通的⒀。葫芦壳长硬了就是天然的容器，我小时候用的水舀子就是葫芦瓢，又轻薄又结实。匏也是葫芦一类，插上几根竹管能做成古笙。葫芦当坯不比编篮子现成？但中国可从来没人说“陶器是‘编笆造模’弄出来的”。
古书说伏牺开始肉食，又说他“灼土为埙”⒁。古书还说，先民在地上掘个坑，“以火坚之”就发明了舂谷子的臼⒂。那地方可必须是黄土湿地。说用“火”，让我们心头一亮。人类开始用火是因为发现烧熟的肉更好吃。《礼记》说，上古的人“食鸟兽之肉，未有火化…”⒃，直到出了圣人燧人氏，教人用炮、燔的方法把生肉弄熟。“炮”在中国古书中特常见，就是用湿黏土包裹了再烧，所以“炮”字从包。游牧民族都是把整个大兽或肢体挂在三角支架上直接用火烧。中国就没见这样的记载。
你可曾注意，中国古代提到动物，总是鸟在兽先？连骂人都说“禽兽不如”，而英语中有骂兽的没骂鸟的。一条条线索，让人联想到埙的产生。鸟比兽小，最适合用稀泥包裹了再放进火里烧。反过来看，初民挖空心思也想不到捏一个空心的泥球。埙到底是怎样发明的？如果是炮鸟时无意中的副产，又怎么论证？这不是比“哥德巴赫猜想”更引人入胜的难题吗？
三歌：从伏牺到神农
中国人崇拜三皇五帝，三皇头一位是伏牺⒄。伏牺吃动物肉，牺、物都是牛字旁，牛是最重要的物，透露了我们祖先曾经跟洋人一样馋牛肉。祭神祭祖讲究用牛，叫“太牢”。
《易经》说，创造八卦的伏牺还发明了“网罟”⒅，“罟”的上部是“网”的变形。都知道网是捕鱼的，但《易经》却说用网猎兽、用罟捕鱼。在别的文明中，猎兽普遍用弓箭，很少用网的。中国人管猎牧民族叫“夷”，字形就是大弓。中国弓箭主要用于战争，将军射雕是显示神箭。用箭射鸟，箭难以回收，生产成本太高。用网捕到的小兽也适合用炮法。谈到打猎，中国人也总是先说渔后说猎，还有“舟车”，都提示着先民的生活不离水边。《易经》说，八卦的发明是受了“鸟兽之文（足迹）”的启发⒆。卦象的三个细道道活象鸟爪子。很多迹象显示，好象中国从来野兽就比较少，人们曾先后拿鱼、鸟当主食。兽都哪去了？古地理学家说，黄河地区缺少欧洲那样的大森林，我更重视人口繁生造成的生态破坏。《史记》第一篇讲的是伯夷兄弟饿死的事，鲁迅的“故事新编”有一篇《采薇》，说这哥俩抵制周朝新政权，“不食周粟”，躲进首阳山里采野菜充饥。洋人会奇怪，为什么不打猎吃兽肉？就说现代“自然”灾害时期吧，城里每人一月二两肉，山里连野菜都挖光了，还打什么鸟猎？推想早在三千年前，中原的首阳山就变成秃山一座了。
鸟的个头比兽小多了。繁多的人口靠鸟充饥，必须是大鸟群，《庄子》描写的遮天大“鹏”就是千万只鸟，出现很晚的朋字（肉部）古人没法解释，我说就是大量的肉。大鸟群多是水鸟。黄河湿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轻轻的鸟爪就能踩出八卦来，可见稀黄泥的黏软，这可是包裹小鸟小兽而“炮”之的现成材料。
华夏文化是农业文明，就该从神农正式算起。古书说“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才“教民农作”（20）。务农的时期没有清楚的界线，西方也一样。人类学家说，冰河时代后期各地都生长出大麦，牧民拿它给牲畜当“料”（21）。西方是从打猎自然变为畜牧生活的，种点大麦不过当补充，农业发达是后来的事，中国可不同。马克思晚年惊异地发现，“社会发展规律”有个例外：印地安人跳过了畜牧时期，直接进入“园艺时代”（22）。他不知道，比起中国人来，印地安人是小巫见大巫。“三皇”之一的燧人氏开始用火，据韩非子说，在那以前生吞的竟是蚌蛤之类细小腥臭的东西（23），看来那饿已然挨上了。天赐的大麦并没偏了中国人，“来”字的本义就是大麦，意思是不期而“来”。但华夏食粮的正宗却是粟、黍（小米、黄米）。人家吃牛，我们吃蚌；熬到务农，又吃粟粒。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uesGernet）管粟叫“狗尾草籽”（23），培育了七八千年才砂粒大。世界最庞大的人口，靠最细小的食物来养活，多么奇特的命运！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不想法解释，文化史的研究者就该寝食不安。
对比西方，他们没有全民长期挨饿的历史，自古就吃烤牛肉至今，所以俞平伯先生管西餐叫“貊炙”（24）。洋人不会有“炮”法，庞然大物的牛，能包成个大泥团吗？
四歌：叫花子怎样吃鸡
讲个佳肴的故事换换口味。这道佳肴名字怪，叫“叫化鸡”。话说乾隆皇帝下江南，在杭州（据另一版本，是在江苏常熟）微服出巡，忽闻一屡奇香，派御膳房的官员追踪查访，原来是叫花子偷了鸡，拿青草裹圆再包上一层泥糊，烧熟了吃。皇帝即命御厨仿做。后来传出宫廷，成为饭店里的一道佳肴，改名为“富贵鸡”。19792月号香港《饮食天地》杂志有篇文章，记载美国喜剧名演员丹尼基在香港“北京楼”用餐，就引用了这个掌故（25）。
富贵鸡的来历决非胡编乱造。第一部中国烹饪学概论的作者、扬州亡友陶文台先生考证（26），乾隆远不是头一位享用叫花鸡的君主。早在始用“天子”称号的周朝，宫廷“八珍”之一的“炮豚”就是用叫花子的烹饪法做成的，不过原料是乳猪（27）。叫化鸡消失了很多朝代，但于美食并无损失。中国的烹饪技法，几千年间一直在曲折前进，从来没有象计时器、指南车那样停滞、倒退。“炮豚”到周朝就发展到七八道工序，历代的御膳，真个讲究龙肝凤髓，新“八珍”花样百出，还稀罕什么土炮鸡？乾隆皇帝馋起叫花子的吃食来，就象慈禧太后爱上了窝窝头一样，不过是吃腻了山珍海味想换换口儿。富贵鸡的吃法，是首先敲破裹在外面的硬壳。那不正是陶器的碎片吗？陶器后来发展为瓷器，它的名称CHINA也是“中国”的名称。这叫人相信，瓷器的前身、中国的陶器，决不是从巴比伦传来的。
清朝的偷鸡贼，可算得了祖先“炮”法的真传。远古吃炮鸟的是饥饿的部落群体。大量的鸟供人群充饥，只能是大鸟小鸟一起裹了黏土放进火里烧。我梦见了那时生活的一幕。
话说，黄帝纪元前五十世纪的一天黄昏，在中原渭河低地的水边，一个部落的人群围着渐渐熄灭的大火堆。强烈的焦臭随着黑烟顺风飘散。过了不久，一位身披树叶、白发苍苍的老妪（那时还是母系时代）一声令下，赤裸着黑瘦身体的女女男男涌上去，用木棒拨出大大小小的黑泥团，敲破了，剥出里面的鸟肉，耐着灼烫大嚼起来，瞬间就一扫而光。这场集体会餐虽然匮乏，却没有半点挣抢，大家自觉服从年龄的顺序。除了得到优先的老人们，没人吃得够上半饱。
一个身躯高大而格外枯瘦的后生又去翻动冷却的灰烬，拣起几个黑糊糊的泥疙瘩。他敲破两个，里面只有一点鸟骨头的白碴。剩下一个最小的，圆溜溜的挺可爱。他没砸也没扔。夜幕降临了，人群消失在黑暗中。凉瑟瑟的风中，传来狼群的哀嚎。忽然响起一阵古怪的声音，“呜呜——呜”，跟狼嚎相呼应。顺着声音看去，只见河坡一处高地上站着一个人影，在月亮的映衬下，正仰头吹着个小圆球…。
这天，世界上出现了一件东西，其奇特神妙远远超过石刀石斧，也大不同于用牛角做成的号子。它就是中国的乐器——陶埙。不能说有人发明了埙，也不能说它是自然出现的。火堆中裹着稀泥的大鸟烧熟时，有的小鸟就烧焦了，骨肉都化为青烟从泥团的破孔中冒出去，剩下个空泥蛋蛋。
屈原在《天问》中提到，帝尧时代彭祖发明了美味的野鸡羹。自那以后烹（煮）代替了炮。但象乾隆那样的盛世，古老的炮法也仍然在叫花子中间若断若续。
五歌：埙——壎——熏
我说小鸟炮焦就成了埙。如果你是爱幻想的读者，你会感到这种念头新奇可喜。倘若您是思想缜密的学者，您多半已经产生了反感，说又有一个家伙在这儿哗众取宠了。
我提出了个大胆假设，需要小心论证。我怕曲折的推理烦跑了读者，再一想，侦探小说也叫“推理”小说，却让人拿不下眼来。探究“埙”里洞天，好象侦探家勘察古堡中的可怪踪迹，读者该是全神贯注紧随其后。我相信刨根问底是人的天性，何况刨的是民族传统的老根，问的是中华文化的谜底？
先请注意烧焦的“焦”字：下边四点是火字的变体，上边的“隹”是鸟字的变体。叫化鸡的鸡字，我小时学的繁体右边有个隹字，就是短尾巴的鸟。短尾巴恰好容易裹成泥团。
今天提到“焦”，首先会想到米饭烧焦了。古书说，谷粒儿最早的吃法是过过水放在石板上烘熟（28），同样容易焦。但祖先开始创造汉字时，对新食物的感受还浅，文字反映的还是传统的生活。
假设埙是别国的古物，对它的研究就只能靠考古学，哪国也没有中国这样久远、连续而丰富的历史记载。西方传来的考古学就靠遗址发掘，难得参考文献。中国的清朝，“考据学”大师辈出，他们的求实精神跟现代考古学没有两样，不过“考”的对象是“故纸堆”罢了。他们个个是文字学家，掌握了很厉害的新手段。
从“焦”看出了饮食史，这叫文字学的研究方法。欧洲上古洞穴岩画中的猎人拈弓搭箭，跟汉字“夷”描绘的拉大弓有什么两样？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古今一贯的象形文字，它跟古今语音的对应，也弄得一清二楚。陈寅恪先生管汉字叫化石，说“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29）。汉字包含的远古信息是“文化人类学”的无尽宝库，可惜洋学者们还没认识到它的巨大价值。从文字化石中循着蛛丝马迹细心探求，就能解开埙的由来这个疑谜。
xun（埙）是现代读音。宋朝以前的汉语还没有“x”这个辅音。埙要等我来捉摸，多亏了我的籍贯。老家较古的方言中还没有退化出“舌面辅音”x（还有j、q），而是清楚地分为舌尖s、舌根h两类。xun要么念s-iun，要么念h-iun。埙本来读h-iun（英语he、win连读），声调是“阳平”。这个音节在汉语中只有一个“熏”字。幸而是唯一的，天不绝人，否则就没法论证了。埙是个出现较晚的简化字，原字是“壎”，土字旁是后加的。人们笑话“生字读半边”是半文盲，忽略了偏旁。学问深了才知道偏旁往往可以忽略。汉字的发展有个规律：形声的半边有更重要的表义功能。茎、径、颈三个字，形声部分都表示一根直线，男根叫阴“茎”。乐器名称的“壎”，跟薰、醺等字一样，都是“熏”派生的。
“熏”至今是个常用词儿，比方说“厨房里烟熏火燎”。汉代的《说文解字》记载着每个字的字形由来，它对埙字的解释，历代学者没人提过异议。熏的篆字是，黑字上加“单艸头”的屮字，解释是“火烟上出”。屮是描绘烟气上升的形状；这跟蒸字的情况类似。蒸的草头跟草没关系，是描绘水蒸气上升之状的。的单草头显示的正是细烟从小孔中逸出的形象。至于那个黑字，注释说：“烟所到处，成黑色之象。”再查“黑”字，篆字是，解释是“火所熏之色也”。黑由、炎两个字构成，“”就是烟囱的囱，就象埙的破孔。
熏是现象也是动作。《诗经》描写过用烟熏房屋中的老鼠（30）。后世更有熏鱼熏鸡，熏成了美食料理的手段。还有“熏陶”这个词儿，提示着埙跟陶器的关系，更值得捉摸。
“埙”的读音跟“嘘”非常接近。我家乡话中嘘念hü，双唇比念“呼”时扁细，正是吹吹埙的口形。这让人从埙的文字由来进一步想到xun的语音演变。还有“虚”表示空心…。
埙的由来，书里的现代说法是为摹仿鸟兽叫声、引诱猎物而做的。鸟鸣巧舌如簧，岂是笨拙的埙模仿得了的？但我倒很赞赏这种说法，至少能提出一种假说。
六歌：时间隧道的古怪喧嚣
要想复原出远古生活的真实场景，就该有声有色。还得设法弄清埙的古怪声响。
中央音乐学院的张维良教授是中国管乐研究会会长，我在荧屏上多次看到他儒雅的形象。张艺谋决定用埙给电影《菊豆》伴奏后，就找到了他，从作曲开始包办。也许由于《菊豆》的成功，张教授对埙研究得更深，曾在一个电视片中专门介绍，我当然看得比谁都认真。他说埙的声音有三个特点：第一，最容易吹响；第二，声音“非常凄凉悲伤”；这第三嘛，我有更深奥的联想，这里先不说。乐器的进化当然是从简单到复杂，游牧民族的号角只能发出单音。范仲淹描写边塞的宋词说“四面边声连角起”，宋朝的辞典才收入“角”，说它是“羌胡”民族的“军器”（30）。牛角号子这么简单的玩意儿，中国愣是没有，这也印证了我们的祖先没经过肉食充足的游牧生活。
西方音乐史说，人类最早的乐器是四千年前的骨笛，始见于瑞士。这个问题，天津的业余研究者刘士钺先生倒是个权威，我拜访过这位精通多国外语的残疾人。他得知中国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骨笛，就对照西方文献，撰写论文把笛子的历史提早了三千年。联合国UNESCO音乐委员会曾邀请他出国交流。我想也许西方早就有了骨笛，而吃了缺乏文献的亏。
根据失传的古史《世本》的片段记载，中国原有笛类乐器“篪”，出现在埙之后。古书中谈到原始乐器，总是埙篪并提。《诗经》说兄弟合奏，哥哥吹埙，弟弟吹篪（31），还说埙、篪的声响天生和谐，能体现哥俩好。这个典故流行很广，杜甫就用过（32）。唐诗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那时篪已被“羌笛”取代而失传了。还有胡琴和琵琶的引进，岂不都显示着外来乐器早就占了优势？
埙、篪音响和谐，有什么共同之处？古书说“篪声悲”，象孩子啼哭（33）。孔夫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埙跟篪又有何不同？古书用一个“浊”字形容埙的音色，进一步的解释是“喧喧然”。还有一种“大埙”名叫“嘂”，这个怪字比“叫”多三个口，也当“叫”讲。四个口也是个部首，这个部中的“嚣”字，跟埙的“喧”大有关系。四个口表示“众口”（349）：整个部落孩子哭大人叫，那喧嚣就有惊天动地之势，加上“凄凉悲伤”的感情色调，“喧喧然”就该是“呼天抢地”了。
听啊，那吃尽了蚌蛤的人群陷入困境，求生无路，呼天不应…他们是我的祖先。
写这篇东西我得步步查书，从喧字查到嚣，我忽然感到有点儿发瘮。仿佛我脱了壳的孤魂不由自主地飘过“濒死体验”的“时间隧道”，又被老爱因斯坦拽着穿过了广义相对论所谓“弯曲时空”的“虫洞”，倒退一万年，回到几百代老祖先的野鬼们身边。
我的母亲给我讲她的老母身受饥饿的惨状时不禁大哭，我也曾随着哭。我们中国人没有上帝，世世代代骨血相连，苦难相续。每遇凶年，白骨蔽野。心非铁石，怎能不同此一哭？呜呼，哀哉！
七歌：“反哺”的乌鸦
“呜呼”，是大哭之声的最早的录音，始见于古老的《书经》（35），记录的是传说中的夏朝，先民面对群体生命失去依托而大放悲声。
“呜呼，哀哉！”则是《左传》中痛哭死者的录音（36），后世这四个字用在千万篇祭文的结尾，实际也是众人失声痛哭的开始。你可以拿它开玩笑，但不可不知其中有着世代祖先们的泪雨滂沱。
大放悲声是怎样的声音？只能是裂开大嘴的“啊——啊”。“A”的录音，怎么会变成“呜呼”中的“U”？这是古汉语语音探究中的千古疑谜。我知道多数读者决不愿在这上面伤脑筋。但人是爱动脑筋的动物，他懒得动您不懒得，中国人懒得，外国人不懒得。研究古汉语语音成就最突出的是个瑞典人，汉名叫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他根据诗歌压韵的原理，拿《诗经》当材料，愣把上古的韵母体系复原了出来。
当然中国的音韵学家更了不起。清朝涌现的一批中，最有名的是教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那位顾炎武老先生。现代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则总其大成。他们一致认定，《诗经》时代汉语还没有U这个元音，后世以“啊”为韵的，都跟乌、乎一起归入“鱼”韵（37）。比方说《诗经·北风》这首古代民歌中，乌鸦的“乌”和语气词“邪”都押着A韵（38）。前边说的华、瓠跟葫、壶等字的相通，也是印证。
原始部众绝望的哀号，就象大群乌鸦“啊——啊”的叫声。《山海经》说很多鸟的名子就是“自叫”（38），“乌”这个鸟名就是这么来的。你会说用“啊”记录埙的音响太不准确，怎奈古音中没有别的可用。今天不管让谁找个字表示埙的音响，没有不用“呜”的。发U音的乐器，后来有了洞箫。我不说“箫”，因为上古它指的是排箫，声音象笙。洞箫是汉朝才出现的，声音悲凉惆怅。苏东坡感人的《赤壁赋》描写秋夜泛舟，说“客有吹洞箫者，其声呜呜然，如泣如诉”。“呜”这个形声字，间接也来自乌鸦的叫声。埙跟箫听起来有些相近。“呜呜然”跟乌鸦的“啊啊然”对不上号。上古汉语里没有U音，而到苏东坡的年代就发得那么准确，那么中国人是怎么学会发U音的？是不是跟埙、箫的影响有关系？古书说埙的声音“浊”，让人想到英语中的“浊音”要求发音器官整体共鸣。这就接上了上文的伏笔、张维良先生所说埙的第三个特点。乐器分弦乐、管乐两大类，弦要弹、拉，管要吹。埙属于哪类？有点麻烦。算管吧是个圆球，不算吧也要吹。张先生说，埙的发声原理跟一般管乐器不同，气不是从管口出来，而是在球腔里转一圈，又从上端的吹孔吹跑了出来。我听他说到这里，就想起山西出土过没有音孔只有吹孔的古埙（40），兴奋到仿佛我的心房变成了喧嚣的埙。洞箫的管腔有阻隔，不象笛子那样从管口出气儿。失传的篪也一样。洞箫只能抒发被唐宋社会文明驯化了的个人的哀怨。古书的“大埙”之说，实物难以想象，埙怎么能大？我怀疑指的是众埙齐鸣。“大埙”呼天抢地的群体叫嚣，是人的文化原动力跟生存逆境拼死冲撞发出的最强音。音乐评论家李皖先生说，埙的声音让人想到“远古太初”和“古人所面对的天地图景”（41）。吹奏之气的回溯，跟时间的回溯相应。
回过头来说乌鸦。白居易诗曰“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无数古书提到“乌能反哺”，是“孝鸟”（42），古人深信不疑，而鸟类学家却一无所知，岂不可怪？中国伦理最重视“反哺”之孝。伦理属于哲学。吹埙的气体反转出来，让我想到老子的哲学名言：“反者，道之动”。
无往不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埙的发声不就体现着这个规律吗？
八歌：“味”即“道”食为“天”
侦探和考古总要扩大线索，我们的文字学考古也一样。埙、箫都是“吹”的，吹字跟“炊”（蒸）同出于哈欠的“欠”字，篆字描绘着口中喷汽。
《说文解字》中还有一个怪字，解释是“管、埙之乐”。怪字下部的象排箫，上边的炊字引起我的注意，把埙跟甑（蒸锅）联系了起来。一个埙，一个甑，是中华文化中的一对大怪物，同属仰韶文化。
文化史权威汤因比（A.Toynbee）的著名原理说，民族生存的逆民族生存的逆境最能激发文明的创造力43。甑的发明可算最好的例证。神农选中的主食是粟，粟粒细小，不能用熟悉的炮法弄熟，逼得先民发明了陶鼎。巴比仑很早也有盛水的陶罐，但中国独有的三条腿的鼎，可是用来烧火煮粥的。缺少森林就得节约柴草，所以又把鼎的三条腿都改进成空口袋，这种怪物叫“鬲”。古书说黄帝“煮谷为粥，炊谷为饭”（44），用鬲煮的稀粥不解饱，给它加上箅子、盖子，就成了蒸饭的甑。洋文把甑翻成steam-er，steam-er也就是蒸汽机。
埙的饥饿之声奏响后，中国人的饮食生活被迫偏离开了人类共同的阳关道，走上了粟食的歧路，历尽曲折，苦尽甘来才到达“美食王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45），试想要不是饿蓝了眼，何至如此？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被游牧者冲散的文化。凭什么？我在一部学术专著中提出了假说：最早务农的部落碰上了特殊环境，围在几个游牧民族之间。要保护收成不被掠夺，就凭靠人多势众，以柔克刚。这样便养成了两个文化基因：繁生、聚居，决定了今天的庞大人口、悠久历史两个“世界之最”（46）。人多又不挪地，必然造成生态破坏-连年灾害-大量夭亡-更多繁生，一系列恶性循环。所以汉代智者贾谊说“饥荒乃天下之常”（47）。我们见面问“吃了吗”的怪俗，夏尊先生说只因“饿鬼转世”，他还说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吃爹娘，四条腿的不吃眠床。”（48）。《礼记》要求，在外做客吃三口饭就要“告饱”（49），等主人劝再吃，连“假谦虚”的民族性也是饿出来的。
元代戏曲里有个笑话：一个吝啬鬼在市卖的酱鸭上抓了一把，回家吮吮四个指头，就“下饭四碗”（50），留个指头下顿饭再吮。这没法让洋人理解。西餐没有主食、副食之分，懂什么叫“下饭”？粟饭干涩粗糙，唾液退化的老人根本没法下咽，而老人的健康长寿是聚居的头号保障。有个著名典故说，老周公为了接待上访者，吃一顿饭竟要吐出来三次却不咽下。为了帮助粟饭下咽，发明了羹。韩非子说小孩过家家还要有稀泥羹、干泥饭哩（51）。羹除了润滑作用，还能用美味刺激唾液的分泌。羹本是煮肉，肉缺了就用菜（“草之可食者”）填充，演变成下饭的“菜”，饭菜交替入口，是中餐的灵魂。《礼记》早就发现了其中的原理，说就跟彩画必须衬白地儿一样（52）。洋人擅长油画，却不懂用无味的饭反衬有味的菜，是因为没挨过大饿，也就没有醒过“味儿”来。常言道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奇怪的是没人发现这话的矛盾。鸡肋没肉却舍不得扔，不就为咂点味儿吗，怎么反说无味？这标志着中国人“味”的启蒙。“味”本来是“食”的属性，却跟“食”对立起来，甚至成了食的代称。这个道理得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从前私塾的孩子都会背：“轻清者上升为天，重浊者下降为地”（53）。“味”不就是食之“轻清者”吗？埙出现时，轻清的美味还没创生哩，无怪埙的声音“浊”了。
杭州叫化鸡味道好极了。谁想到“味道”这个词儿是近代才流行的？你不信，去查《辞源》，说汉朝就有了，再看解释，原来那说的是对“道”的体味。台湾某哲学教授说，美国人称赞美味只会说“底里射死”delicious一个词儿（54）。汉朝中国人也只会说个“甘（或同义的美）”字。唐朝懂得了“香”，宋朝人懂得了“鲜”，一个用鼻子闻，一个用舌头尝。舌为阴，鼻为阳，应了《易经》说的“一阴一阳之为‘道’”。“民以食为天”这句怪话叫洋人怎么翻译？公认“天”是中国哲学的根本，我说可以把“天”置换成“哲学”：中国人饮食蕴涵着中国的哲学。中国没“文化”这个词儿，相近的是“礼”，《礼记》断言“礼”始于饮食（55）。中国古人认为文化的根本差别是“食”，把异文化的民族称作“不粒食者”（56）。中国“食”分阴阳，“天”合乾坤，让人想到中国的埙里别有洞天。您觉得离题了？不然。中华文化中，饮食跟音乐在压根儿就是一回事。九歌：音乐、烹饪统称“和”
《九歌》说的彭祖做野鸡羹是神话。美味的羹是商朝开国贤相伊尹发明的，钱钟书称他“厨师哲学家”（58）。海外中餐业者想供奉“厨祖”，中国烹饪协会曾邀集几位研究者商讨，我有幸参与。大家认为伊尹最有资格。如果说谭盾是第一位现代作曲家，那伊尹就是第一位古代作曲家。史书记载，他作过四部有标题的乐曲，第一部就叫《大濩》（60）。濩字我一查吃一惊，就当煮讲，那么《大濩》就不妨叫作《烹调交响乐》了。烹调和音乐有共同祖师，因为两者压根儿就是一回事。
厨祖的第二候选人是春秋时代的齐国的宫廷厨师易牙。齐桓公最爱吃他做的菜肴，古书的说法是“桓公甘易牙之和”（61），“和”曾是菜肴、烹调共同的名称。白地衬彩画、淡饭衬好菜，古书中就说“白受彩，甘受和”。“和”又指音乐，篆字有排箫的形象。《乐记》说乐是“天地之和”。林语堂说，我们看到西方人把烤鹅跟菠菜摆成在一碟，就会“嘲笑这些野蛮人”。他拿中国的白菜煮鸡作比，“鸡味渗进白菜里，白菜味钻进鸡肉里”，说这叫“调和”（57）。“和”翻成英文是harmony，再译为中文就是“和声”。中国音乐没有harmony（62），但恰好烹调里有。和声就是“和而不同”，do、mi、sol三个音阶共鸣非常悦耳，把mi换成fa则极为刺耳。在烹调里，最早往肉羹里加酸梅，效果就象悦耳的和弦，但对反面的破坏调和还认识不够。清朝大美食家袁枚完成了“烹饪和声学”，他在探讨烹调的“和合之妙”时，提出了搭配禁忌的理论，举出“芹菜、刀豆忌配荤”等例证63B。袁枚跟和声天才莫扎特是同代人。中国的烹调，德国的和声，恰好有和合之妙。德国哲学家，从莱布尼兹到海德格尔，都对中国哲学非常推崇。“和”是中国哲学的精华。最早的论述者是晏子，就是那个“使楚”的矬子智者。他完全借着调羹讲解“和”（64）。他同时也讲到音乐，说单调的音阶没人爱听。所以埙才从一孔改进到多孔。
和声确实先进，怪不得维也纳的爱乐者看不起中国音乐。可是儒家经典给音乐的崇高地位却超过西方。《乐记》说“乐由天作，礼以地制”，“乐”比“礼”还高。孔夫子拿礼、乐当“先进”的标准，说“后进于礼乐，野人也”（65），这真教圣人之徒的我们没法为自己的落后辩护。
中国音乐实际上的落后，原因何在？我说也是饿出来的。青铜编钟以其半音齐全，推翻了中国“五声音阶”的谬说（66），慑服了维也纳。铜钟就是把食器倒过来，因为贵族要“钟鸣鼎食”，用音乐佐餐。对于世代饥饿的百姓，糊口当然比悦耳要紧。音乐缺少了百姓消费的需求，哪能发达？
古罗马的宴席歌舞极其淫荡，跟现代的性放纵相呼应。这就引到了“食、色”的有趣话题。孔夫子曾痛斥轻松的音乐“淫”。有人说西方文化偏重男女，中国偏重饮食。饮食成为文化的核心，迷乱了感官，更迷乱了词语，使本来包括香气的“臭”变得臭不可闻，“味”也从舌头的味觉tast模糊到兼指鼻子的嗅觉，smell在汉语中竟“没词儿”了。是性感的，如果做出炖肉型的香水，没一个女郎不喊恶心。听埙曲，“闻”（嗅）熏鸡都用耳朵，表明烹饪同化了音乐。我爱音乐远超过美食。不过懂得吃咸菜的主儿，能闯进饮食文化圈，全靠新奇观点。最重要的该是“倒流嗅觉”的发现了。“香”的本义限于“谷气”，花的“臭”气（古书说“其臭若兰”）得说“芬芳”，那是“正嗅觉”，象巴黎香水一样跟“性”相关。黍米特有微弱的幽香，嚼在嘴里时从鼻孔逸出，这种smell跟舌头的味觉taste密不可分的结合，就是“味道”flavour。饮食既是文化的核心，倒的“食”便同化了正的“性”，炖肉跟巴黎香水才“香”得分不清了。这就是我所谓的“道分阴阳、味合鲜香”。智慧如老子，也用舌头“五味”称呼美味。孟子慨叹“味”的难知，关键是倒流嗅觉。竹笋是中国一大美食，正面嗅嗅，跟捏紧鼻孔一样毫无所闻。这跟埙有什么相干？深奥的关系本来难以言传，可以形象地提示一句：笋的幽香的感知，靠的是从进气的鼻孔倒流时得到加强。埙的空间共振之声，不同样靠吹进的气从那个吹孔倒流而形成的吗？埙、炮同是中华文化的本原，它们跟西方的乐器和烹饪差在哪里？千言万语说不清，不如简约成两个符号：水、火。《易经》说“水火相济”，水在火前。做埙、炮鸟要先用水。记载伊尹事迹的商代传说《本味》被认为烹饪的经典，根本道理是用水控制火。水是物质的溶剂、热的介质，缺了水就绝对没有“和”。老子哲学贵水，把水捧上了天。我发现中国人素有对火的恐惧，吃羊肉也“上火”。神话说夸父追太阳，半途就不追了，喝干黄河还是渴死了。这种“集体潜意识”跟人类普遍的太阳崇拜不同。令人玩味的还有太阳跟乌鸦的关系。乌字不在鸟部而在火部，神话说太阳中有乌，字典说乌是太阳的代称。太阳是火、热之源。火把充饥的鸟炮焦，这就是埙的悲声的由来。
余音：从《天问》到《问天》
倒退两千年，屈原沉江自尽之前，面对楚国祖庙中描绘神话的壁画，对天地、人世的由来和历史，发出一百多个问题，就是题为《天问》的奇文。它不是诗歌不是散文，但在文学史上却有重要价值，因为反映了神话发达的楚国文化怎样不同于列国，更因为发出了生命的追问。
又一个千年开始了，“全球化”正在迅猛推进。独树一帜的中华文化，以神话般的奇丽引起万邦注目。我们对于自己文化来历还有很深的疑问。更有，当数字技术使世界急剧“虚拟化”时，人类痛失家园，惊呼“上帝死了”的西方人也呼唤着“终极关怀”。“埙”的主题是音乐学也是饮食史。音乐我是门外汉。中华饮食文化我探究了十年，逾益感到渺无际涯、莫测高深。我是在“尊老”课题的探究中意外对饮食发生兴趣的，没想到会提出假说：饮食、尊老分别是中华文化的物质、精神本原。
我象发现了飞碟一样，没少忘情地叫喊，同时也怀着“人微言重”的不安。提出的问题非不重大，论证非不规范，但甚至“学界泰斗”的推荐也没能招致我渴望的论难。为什么？我觉悟了：现代学术体系是学科的坚壁清野，谁让我走到多学科的荒凉边界。我认定这里将归属“文化人类学”，在此流连，得跟国际权威对话。我生平坎坷多病，学术上起步恨晚，哪有资格，人家也很难改变只管“田野考察”、不睬历史材料的学科成见。加上传媒垄断、人心浮躁，人们会“谓我何求”？
早于屈原的伍子胥，怀着家国之恨逃离楚国，在吹箫当叫花子时，曾发愿说：“吾日暮而途远，吾将倒行而逆施！”（69）。我也从学术途径上权且倒退，把专著的观点体系降低为奇谈狂想，写出这篇四不象的东西，让我被折磨的头脑稍获释然。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至今面对挑战，而不失其假说的价值。图腾由来的假说多达十几种，来自“饕餮”之说跟本文一样跟饮食有关、也拿语音当论据。我虽鄙陋，谁不许我就中华文化的本原聊备一说，万一真的是文化基因，也免得偶然露头后复归泯灭？
季羡林先生在为我写的一封推荐信中说：“‘尊老报德’是中华文化的精华。”（71）他还提到了《礼记》强调的“报本复始”。这种传统要靠对祖先的祭祀来维系。祭礼最早用音乐，后来更重视用饮食，以体现“反哺”。为了尊重远祖的生活，献祭要用不加调和的牲肉（“大羹不和”72），音乐也要最原始的，那就是埙、匏，它们象葫芦或“壶”，里面有秘药、有洞天。
古人说陶器是水、火、土结合的产物，水为先（70）。老子哲学贵水。文明可以以用火的旺烧来象征，环境危机本质上就是火的失控。在“后现代”的种种危机中，西方倾服了老子的智慧。一体化的文化当然要海纳百川。饮食关系到个体生命，音乐关联着群体生活。我们要承认音乐的落后，西方要接受“味”的启蒙。中西文化似乎有水火之殊。中国在饮食文化中实现了水火的融合，还要引进普罗米修斯之火，在文化的全领域中祛除阴冷。
前年在日本冲绳的西方八国会议上，首脑们一起举起筷子。然而中国人却在赶洋快餐、自助餐的时髦，辜负了孙中山先生的叮嘱：对中餐要“保守之，以为人类之师导”（74）。中华文化的最后堡垒叫人忧虑。另一方面，在上海的西方乐团演奏会上，中国听众既不知音又不知礼的表现，叫洋大师们差点忿而罢演，似乎轮到我们自认野人。
埙的结构改进了不少，能跟现代乐器合奏，古怪的音色也失掉不少。在新千年的“除夕夜”，谭盾先生又献演了他的新交响乐。为了结束这篇跨世纪的文章，埙是否加入合奏，我还没有打听。
我们要使全球交响乐中谐振着尽多的华夏之音。然而在文化的调适中很容易弄出个最糟的组合。我的几千万父老兄弟竟在神圣的西洋迷信下成了现代饿殍，让天上疼爱子孙的列祖泪雨如倾。我还顾虑，谈论中华基因会被排外倒退所利用，使我们的文化沦为东方专制和西方奢靡结合的孽种。
放眼世界，不祥的趋向也叫人困惑。神话中女娲补过的“天漏”真的出现，传说中的盖世洪水随着海平面的上升正在逼近。老子强调静、躁之分，但他警告的“五音令人耳聋”竟由“重金属音乐”实现了，各国的男女还在为加重敲打、加快蹦跳而疯狂竞争。
张维良先生专门为埙谱写了一部乐曲，上承屈原的《问天》，题为《问天》。
我行年将老又无儿女，生命的一支无以延续，唯有怀我祖先，爱我同类。四顾纷繁和虚幻，我茫然的心中充满疑问。我想仰问列祖、仰问苍天。
乱曰：今夕何夕？寰球何地？吾人何往？我辈何来？
《诗经》说，老天爷用埙、篪的声响启蒙百姓（75）。我愿有人用新的土埙，向茫茫乾坤宇宙发出既非乌鸦又非天鹅的叫嚣：呜呼！呜——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