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莉亚音乐学院院长约瑟夫波利希访谈

　　每年，很多世界各地的孩子来到茱莉亚音乐学院就读预科，希望最终能进入这所被称为“音乐界的哈佛”的著名学院。今年 6 月底，茱莉亚音乐学院宣布将在天津开办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海外校区，计划于 2016 年建成投入使用。像已经开始招生的纽约大学上海分校、筹办中的杜克大学昆山分校一样，越来越多的国际名校直接将校园开办到中国来，除了众所周知的庞大市场，这背后是什么样的动因？记者来到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校园，采访了院长约瑟夫·波利希以及该校的中国学生。

　　张婧宜

　　张婧宜刚到美国的时候，是 2003 年春天。她4岁跟郎朗的爸爸学钢琴，把郎朗当作自己的大哥哥和音乐偶像。后来，她从家乡沈阳到北京入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到了读初二的时候，经过郎朗的爸爸介绍，她辗转来到纽约，攻读举世闻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The Juilliard School）预科班。那时她 14 岁。与众不同的是，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预科班只有周末开课一天，平时她要到专业的儿童艺术学校（Professional Children School）读高中。那里有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儿童，学习基础的文化课和艺术课程。英语字母不识几个的张婧宜需要从 ABC 学起。

　　三年下来，就到了正式考茱莉亚音乐学院本科的时候了。张婧宜说，并不是读了预科就能确保一定能入学，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竞争者实在太多了。考试的时候要弹 5 首曲子，大约 20 分钟，评委会随时打断你，进入一首新的曲子。钢琴是主流艺术，竞争最激烈。2006 年张婧宜考试的时候，有 600 多个竞争者，第一轮刷剩下 100 多人，最终录取了 12 人。张婧宜成为最后的幸运者。

　　和张婧宜一样 14 岁来到纽约读预科班的，还有孙菁晨，她所学的专业小众一些，是像马林巴琴这样的打击乐。每年茱莉亚音乐学院只录取两三名打击乐学生。孙菁晨最终获得了全奖就读本科。每一年，很多世界各地的孩子都会来到茱莉亚音乐学院就读预科，希望最终能进入这所被称为“音乐界中的哈佛”的著名学院。即使不能到纽约读预科，还有很多考生将自己的作品 CD 像雪片一样寄过来申请。每年的录取率在 7% 左右，和哈佛差不多。

　　茱莉亚音乐学院建于1905 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专业音乐学院之一。茱莉亚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一共获得过 105 个格莱美奖、47 个艾美奖和 16 个普利策奖。全校共有来自全球 40 个国家的 853 名学生，却有 317 名教员，师生比达到令人咋舌的 1:2.7。教员里更是明星云集。有一个中国学生这样写道：“据说茱莉亚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出现引起了轰动：一个是客座教授霍洛维茨大师，还有一个是客座教授卡拉扬大师。其他就算马友友、郎朗来了，也没人回头多看一眼。基本上学校每三四天左右就会出现一位大师级人物，比如阿巴多、基辛、谭盾、阿什肯纳齐、布兰德尔”

　　茱莉亚名气很大，学校却很小。它位于曼哈顿的西 65 街，和林肯艺术中心联为一体，附近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纽约爱乐乐团驻地和纽约芭蕾舞剧院。整个学校其实是一幢11层的楼，地上 6 层，地下 5 层，带有座位从数十个到近千个的 6 个表演场地。

　　今年6月底，茱莉亚音乐学院宣布将在天津开办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海外校区。这个新校区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目前正在建设中的于家堡金融区，计划于 2016 年建成投入使用，主要以面向 8-18 岁学生的预科教育为主，同时也将作为茱莉亚的海外面试考场，覆盖东亚地区。

　　像张婧宜和孙菁晨这样怀揣“茱莉亚”梦想的小考生再也不用跑到纽约，在陌生的异国经历自己的青春期和漫长的求学生涯了。而同时，选址中国天津也引起了外界的议论纷纷。负责调研工作的茱莉亚国际事务副院长克里斯多夫·莫西说：“一开始我们接触了韩国方面，因为韩国学生是茱莉亚音乐学院最大的外国学生群体，中国居第二。然而天津方面最有诚意，也最明白我们的想法和需求。所以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校区将由天津政府及天津新金融公司直接建设，免费交付茱莉亚音乐学院使用。选址工作目前还没有结束，莫西希望选择一个离京津高铁比较近的地方，还期望高铁延长线能直通校区。

　　像已经开始招生的纽约大学上海分校、筹办中的杜克大学昆山分校一样，越来越多的国际名校直接将校园开办到中国来，除了众所周知的庞大市场，这背后是什么样的动因？10 月，记者来到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校园，采访了校长约瑟夫·波利希（Joseph Polisi）以及在这里就读的中国学生。

　　茱莉亚的教学秘密

　　上海男生沈逸文来到茱莉亚的经历比起张婧宜和孙菁晨更曲折一些，他从小学习钢琴，后来转学作曲，并就读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专业本科一年，然后决定赴美深造。他先到纽约上州的巴德大学音乐学院（Bard College Conservatory of Music）继续读完本科，然后考上了茱莉亚音乐学院的硕士，今年硕士毕业后，他又顺利考上博士，成为学院仅有的三名作曲系博士生之一，主攻音乐会音乐（Concert Music）。

　　谈起茱莉亚音乐学院的教育，沈逸文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非常注重作品的演出”。学校提供了很多演出机会，很多硕士生举办了自己的毕业音乐会。沈逸文组织各个专业的学生排练自己的作品，有一些甚至是职业演奏家，他们也会认真排练学生的习作。这一切都是义务劳动，互相帮助。沈逸文也会为其他学钢琴、小提琴的同学的毕业音乐会量身定做表演曲目。“这对我的作曲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一个曲子，我的这些伙伴们都拉不好，就证明是我的作品有问题，因为他们都是一流的演奏员。”沈逸文在研究生期间一共写作了十几部作品。

　　回想起申请茱莉亚研究生的经历，沈逸文觉得自己很幸运。“最早的一轮申请，需要交自己三部作品的谱子和录音，包括乐队、重奏、独奏等各种风格。他们从数百名申请者中筛选出十几名到学校面试。面试前先进行三个小时的理论考试，通过考试的学生第二天和系里的4位老师单独会面半小时，再由他们决定最后招收哪位学生。名额是由那一年毕业多少学生决定的，毕业多少个就新招多少个。”

　　“考博士生的时候就更难了，博士生的名额是全校定的。今年全校的新博士生名额只有 7 名，那么你就要和其他专业，包括钢琴系、小提琴系的同学一起竞争，由博士委员会集中评定。面试的问题非常细致，需要对音乐各方面知识都进行充分的准备。作曲所具备的音乐理论、音乐历史知识要非常扎实，不能有盲点。”

　　来自长春的女生刘瓅元也同样是先到巴德大学音乐学院再转到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专攻中提琴的她，觉得来到茱莉亚音乐学院让自己多了很多大场面演出机会。11 月 13 日，她刚刚在纽约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演奏了中提琴协奏曲，由美国纽约协奏曲交响乐团协奏。

　　孙菁晨同样带着她的马林巴琴登上了卡内基音乐厅的舞台表演独奏，那年她才 17 岁。演出中间，还播放了关于她生活场景的一段录像。她和母亲一起租住在纽约皇后区的房子里，父亲在国内继续工作养家。为了让她有更多的机会练琴，而不是到学校的琴房排队，父亲卖掉了一套房子给她买了一架马林巴琴。

　　相比之下，张婧宜的职业演出之路就显得更顺利一些。她除了在卡内基音乐厅和郎朗表演了合奏之外，还应邀到全美各地的音乐会演出，一年经常要演 30 多场。她即将从茱莉亚音乐学院硕士毕业，已经签约了经纪公司，准备往职业钢琴演奏家的方向发展。她一直把郎朗视为自己的偶像，却又谦虚地表示自己肯定无法超越他。

　　近5年来，中国学生开始集中出现在茱莉亚音乐学院里，成为第二大外国学生群体，还有很大一批在就读预科。他们的父母都为他们的音乐之路倾注了大量心血，通常的模式是父亲挣钱，母亲到纽约陪读。现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在中国开设分校，将使有音乐梦的中国家长和孩子减轻很多经济负担，也使他们不用忍受亲人长距离分离之苦。

　　刘瓅元想着有一天，这些从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的中国学生应该凑在一起开一场音乐会，因为几乎每个乐器专业都有中国学生。而他们也很想将自己的申请经验分享给后来者，鼓励他们不要把茱莉亚音乐学院想得过分困难和神秘，在申请过程中少走些弯路。

　　艺术家作为公民

　　“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同时，也是一个公民 。”这是茱莉亚音乐学院院长约瑟夫·波利希（Joseph Polisi）对学生常说的一句话。执掌茱莉亚音乐学院28年来，波利希给它打上了鲜明的烙印。作为一位读政治学出身的音乐学院院长，他非常强调音乐人的公民意识。波利希其实出身于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父亲是纽约交响乐团的首席巴松管乐手，也是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一位教师，从小也教他学巴松管。上高中的时候，他问父亲： “我应该上茱莉亚音乐学院吗？”父亲反问他：“演奏巴松管是你想做的唯一一件事么？”波利希细想，还真不是。父亲就说：“那么茱莉亚就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或许某一天是，但现在不是。”于是波利希到康涅狄格大学学习政治，后来又在塔夫茨大学取得了国际关系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他因为膝盖手术幸运地不用到越南参战。这段经历使他决心做一些对生活有直接意义的事情，他想到了要回归音乐，于是到耶鲁大学攻读音乐艺术博士学位。

　　1984 年，波利希成了茱莉亚音乐学院院长。他又重拾起演奏巴松管的爱好，有时会在学校音乐会上露一手。对于自己的角色定位，波利希有清晰的认识：“25 岁的时候，我梦想像我父亲一样成为纽约交响乐团的首席巴松管乐手，后来我觉得自己更喜欢教书，再后来，我发现自己其实是更好的行政管理者。在这三个角色中，我发现了自己做得最自然最喜欢的事。”也正因为研究政治科学出身，波利希把一个音乐学院管理得井井有条。他不仅管理有方，而且募款能力超强，为茱莉亚音乐学院募款建设了很多表演剧院，也为学生们提供了更多的奖学金。而最重要的是，他持续地将公民的观念灌输给这些未来的音乐艺术家。在他的著作《艺术家作为公民》（The Artist as Citizen）中，他写道：“艺术成就和社会意识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在 21 世纪，传统的依靠自我领悟的艺术道路是错误的成长模式，艺术家应该拥抱社会。”

　　所以，每年“9·11”纪念日，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学生都会参加悼念活动，用他们手中的乐器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思。学生们还经常组队去孤儿院、老人院表演，或结成“远征团”到坦桑尼亚教当地小孩子学音乐。

　　B= 《外滩画报》P= 约瑟夫·波利希（Joseph Polisi）

　　B：你在越战发生时决定了要重返音乐，寻找自己所做的事和社会的意义，而新一代年轻人看起来更加自我一些，你觉得他们会怎样发展？

　　P：我们当时那个年代，大家都在寻找一种叫做“相关性”的东西，也就是你和社会的联系到底在哪里。那确实使当时的年轻人在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方面想得更深一点。今天社会政治环境变了，今天的艺术学生容易忽略他们周遭的社会环境。所以在茱莉亚音乐学院我经常强调的一点是，你有责任去理解你周遭的环境。而当你理解了，对你的艺术会更有帮助，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艺术家在今天的责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们需要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不仅在舞台上有责任，在舞台下也有责任。他们也需要增强自己同世界各方面的沟通能力。我们正在开展一个计划，鼓励学生们有“企业家精神”，去打开思路。

　　我想我们需要着眼更大的范围，所以这也是我们决定在天津开设一个新校区的原因。

　　B：天津校园的发展计划是怎么开始的？

　　P：我们首先研究了中国学生的需求，通过在茱莉亚的中国学生去了解，也通过专业的市场机构进行调查。这些调查让我们看到中国家长对音乐教育非常高的兴趣，也希望有更多的表演机会。他们非常知道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名气，也愿意到天津学习，不过他们也需要更清楚地了解我们是怎样做到更好的。这也确认了我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B：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预科班只在周末开设，这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P：对中国来说，这种模式有点新，但我们认为是可行的。我们第一期大概会招收 200 名预科学生，以及 150 名管弦乐和室内乐方面的研究生。这两个专业是美国所没有的，我们特地为中国学生开设这两个研究生专业。我们会有很多教师到中国任教课程。

　　B：越来越多的世界名校到中国开新校区，中国网民对此评价不一，有些人怀疑教学质量会不会打折扣，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P：我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回答：茱莉亚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和声誉放在我们自己不认可的事情上。一旦我们想做这件事，我们就会把它做得非常高水平。

　　B：你们也会对天津当地的社区文化有促进作用，对吧？

　　P：这也是天津市政府的初衷，希望我们提高当地的文化品味。在我们未来的天津校园里，普通公众、学校团体、孩子们等都能自由地进入，参加到各种互动活动中来。校园将设有一个表演剧院来供各种音乐团体演出。

　　B：有些中国家长让孩子学音乐的初衷，可能是为了让孩子以后能成名，你怎么管理这些家长对名利的期望值呢？

　　P：我会告诉他们，通过音乐获取名利的机会是很低的。这不是你想成为艺术家的原因，你想成为艺术家的理由应该是你想通过你的艺术和人们进行沟通，名利只是这个过程可能附加的东西。如果你是受这些东西驱动而走向艺术，成名的机会反而更低，几乎是零。

　　B：你怎么看待学音乐的孩子有时会心思不定，即使是你本人也有过选择其他领域的经历？

　　P：对年轻人来说，心思不定很正常，这可能会促使你认真想自己要的是什么，而且你也会去获取更多信息来帮助做决定。怀疑是一件好事。结果怎么样，取决于每一个个人。

　　B：在茱莉亚音乐学院预科就读的孩子，是不是有更多机会直升本科？

　　P：我们会比较了解这些孩子，他们申请的形式也会便利一些。不过我们不能保证一定录取。

　　B：你们如何保证自己的独立性？

　　P：首先，我们不从联邦政府收取任何资助，这保证我们不受政府预算的影响。其次，我们有自己的捐赠基金，保证了我们每年 45% 的日常运营开支。但最重要的，我们的目标是发现和培养真正的人才，我们拒绝过很多名人的子女。

　　B：多少比例的学生能获得奖学金？

　　P：90% 的学生能获得奖学金，其中 20% 是全奖。

　　B：你是一位长跑爱好者，而担任校长 28 年，就像一场马拉松，这 28 年来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P：对，我不是一个短跑冲刺爱好者。我觉得茱莉亚音乐学院应该是一个分享价值的社区，而不仅是一所音乐学校。所以 1990 年，我们修建了学生宿舍，让 45% 的学生住进来。我们还开展了很多社区活动，60% 的学生会为社区提供音乐教育和表演活动，他们也因此变成了更好的艺术家，因为他们感受了另外一个世界。当你为一个癌症病人演奏，有一些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技艺会变得不太重要，更重要的是你和人们取得了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