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音乐二：西洋音乐的传入和学堂乐歌的兴起

１ 西洋音乐的传入

16世纪左右，经过“文艺复兴”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欧洲有些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大资产阶级对内剥削劳动人民，加速其原始积累，对外则大肆进行殖民掠夺。他们利用宗教作为对外侵略的工具。早期的天主教士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不少的西方学术，用以达到借西方文明来接近中国进行宗教宣传的目的。

明万历年间（1573——1619），意大利耶稣教传教士利玛窦（ Matthi-ouRicci)来中国传教，在他献给万历年皇帝朱翊钧的礼品中，有“西洋雅琴”一架。“西洋雅琴”又称“铁弦琴”，72弦。据记载：

“其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木柜）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乎外，鼓（按击）其端而自应”（《续文献通考》 卷110）。

这实际就是欧洲的“古钢琴”。所谓“柱”实指钢琴上的“键”，按一“柱”（键），发一音。利玛窦传进来不仅仅是古钢琴，与此同时，他还把欧洲的宗教歌曲翻译演唱，就是这样，欧洲近代音乐从此便敲开了中国的门户。到清代，欧洲的乐谱和教堂里的管风琴也随着宗教的传播来到中国。康熙皇帝敕撰的巨编乐书《律吕正义》的续编《协韵度曲》中就有耶稣教会的教士徐日升（TOMEPEREYRA)和德礼格（THEODORICO PEDRINI)BA）传入的欧洲乐谱和乐理知识的记载；清代文人赵翼（1727——1814）的一首关于管风琴的演奏的记载也能说明外国音乐传入的情况。

从记载中可以看出明末、清初，政府对西方传教士传教持欢迎态度，其目的是利用西洋天文、历算等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但到清“雍正”以后，清政府采取了排外和“闭关锁国”政策，所以西洋音乐的真正传入，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

“鸦片战争”使中国的门户被强行打开，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进程，基督教的传入已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不仅如此，欧洲侨民也纷纷移居我国，各地教会学校不断兴办，从客观上起到了强制性地传播西洋音乐作用。

在宗教的传播中，吟唱赞美诗是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因此教会的赞美诗和欧洲资产阶级在社交活动中和音乐小品包括一些初级钢琴的作品随之传入我国。

在乐谱方面，主要有不同时期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们编印出版的各种宗教“圣诗谱”。如1872年基督教传教士狄就列（中译名）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圣诗谱》，书中载有三百六十多首使用五线谱记谱的宗教赞美诗，并附有讲解西方乐理的乐法启蒙。为传教方便，所载曲调都是欧洲流行的宗教乐曲。1883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刊印出版了《小诗谱》，为了方便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书中采用了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民歌曲调作为练习曲。这些传教士传播西洋音乐虽然对我国人民起到了一定的麻醉作用，但也从客观上对我国音乐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欧洲乐器和器乐作品的大量传入是在20世纪前后，在此基础上我国出现了用西洋乐器组成的管弦乐队。如1881年在上海的英、美租界，由外国人创办了“上海公共管乐队”（即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的前身），至1883年改为管弦乐队，其队员完全是从外籍人员中聘用；其后不久，在北京的清廷海关总署名下也成立了一个管乐队，其队员则主要招收中国年轻的队员并经过培训而成。这两个乐队的指挥全是外籍指挥。上海公共管乐队后来发展成一支在世界上也有一定影响的交响乐队，而北京清廷的管乐队则因为其创办人罗伯特.赫德（SIR.RO-BERT HART）的告老还乡而解散。除此而外，首先被采用的是欧洲铜管乐队。1899年袁世凯曾根据聘用的德国顾问高斯达的建议，组织了一个军乐队，用西洋的铜管乐器换掉了原来的“长号筒”。1903年袁世凯在天津开办了一个军乐学校，共办了3期，每期80人，同时还专有一个“旗人”队，约50人。他还派人去德国专门学习音乐，成立过一个20多人的西洋铜管乐队。此后，在中、小学校中，业余军乐活动便逐渐开展起来。

本世纪初，簧风琴开始在我国的学校和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出现了专供中国人学习使用的风琴教科书。如1911年由日本人铃木米次郎编著、辛汉翻译的《风琴教科书》；1919年索树白编辑的《风琴教科书》。这两本教科书都论述了风琴的种类、构造、演奏方法，并附有由浅入深的练习曲和应用乐曲，以便于学习者练习和演奏。此后还有人用线谱和简谱收集和整理了我国的京剧及民间乐曲谱，使其适用于风琴的演奏。当时的中小学音乐中多使用风琴进行教学，一些中上层有产阶级在家庭和社交活动中也用它做为娱乐乐器，用风琴弹奏民间乐曲和戏曲唱腔也成为时尚。

这一时期，钢琴也开始在中国流行，并在一些师范学校、教会学校和某些私人的教学中使用，并出现了像《进行曲》（1918年商务印书馆刊印）这样的钢琴谱，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钢琴曲谱，琴谱中共收录了乐曲六十多首，所选择的乐曲题材相当广泛，其中有意大利、德国著名歌剧选曲；有表现儿童生活的乐曲和描写各国风貌的乐曲等；甚至连歌颂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的《华盛顿进行曲》和法国的国歌《马赛曲》等流行于各国著名的乐曲也包括在其中。

这一时期，我国的学校教育蓬勃兴起，学校教育中也开始注意了对中西音乐的学习。如1900年南京两江师范学校开办就聘请了日本教师教授音乐课；1903年，清朝政府对在刚刚兴起的“新式学堂”中设置“乐歌”一课予以认可，1906年清政府颁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中正式把音乐列入了“随意科”。1908年由曾志忞等人开办的“上海贫儿院 ”在读书之余，还开设了西洋乐器的课程，并组织了一个由40人的管弦乐队。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的《中学校令实施细则》中规定了中学开设“乐歌”一课，每周一学时，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把音乐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中学校令实施细则》同时也把“乐歌”课列为小学和师范学校的正式课程。《中学校令实施细则》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的普通学校的音乐教育体制到这时已初步确立。